重讀八年前寫的《心》，感覺是似是故人來。這個故人，是自己，或者是自心。是初心，也是本心。こころ，就是我。雖然看起來好像是抄襲福樓拜的名言 “Madame Bovary，c’est moi”，但我想我更有資格這樣說。發生在こころ身上的所有事情，全都曾經發生在我自己身上。こころ的所思、所想、所感，全部都來自我的心。

這部小說寫的好像是瑣碎的日常生活，但又充滿着意想不到的怪誕和懸疑。把它視為生活散文和文學對話固然可以，當作現代版的《聊齋志異》來看也並無不可。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只有兩個人物，而實際上只有一個，是一齣一人分飾兩角的獨腳戲。兩者本來是照顧者與病人、強勢與弱勢的關係，但對位在中段開始交叉、逆轉，此消彼長，最後完全顛倒過來。既是順理成章，也是意想不到。

之所以會開始寫這部小說，除了因為之前的寫作計劃陷入瓶頸，必須另尋出路，也因為身患重病。不要小看身心病，它可以令人完全癱瘓，生無可戀。那段日子，我每一天，不，是每一刻也覺得自己會死去，並強烈地感受到一個瀕死病人的所有病徵——心跳急速、呼吸困難、無法進食、肢體無力、全身疼痛。不是間歇性的發作，而是持續經年，並且日趨惡化。

小說所寫的，就是一段求醫的經歷。然後才領悟到，求醫當然必不可少，但也同時必須自救。平常點說，就是調整心態。用文學語言說，就是尋回自己的心。可是，心哪裏去尋？不是往別處尋，因為心，從來都在那裏，沒有離開過，只是我們漸漸看不見她，遺忘了她的存在。甚至乎，其實不是我去尋找心，而是心找到了我。所以，一開始，こころ是個不速之客，並且以病魔的姿態出現，也就是自我的鏡像。必須破除這鏡像，才能看見心的真相。

說是こころ救了我，一點也不誇張。但這並不表示，我寫完《心》便完全痊癒。文學雖有療癒作用，但也不是萬靈仙丹。我也有去求醫服藥，經歷反覆，三年後才算是恢復正常，意思是能夠無礙地呼吸、說話、食飯、走路、睡覺。所以，有同類困境的朋友不必擔心，要寫出二十萬字小說才有出路。關鍵在於，要面對自己的心，與心對話、和解、融合。生理上的藥物當然有幫助，但是，俗語講得沒錯：心病還需心藥醫。又或者，應該說，病的是心，但心也是藥，容許她來醫治你。就如佛家所說：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這部小說的哲學意涵，可以深究，也可以不。對心探究最深，覺悟最高者，肯定是佛家。但儒家也有心學，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到牟宗三說的「無限心」，都是通本性、接天地的。不過こころ不是理論家，而是心的變現，所以縱有談論，也都是詭言的風格，重點就是不二。當然，從嚴格的佛教觀點，整本小說都只是戲論，不足為訓。那就是文學與經書的分別。文學無可避免是遊戲，而こころ也可以是一個惡作劇。自心對自我的惡作劇，去解除自我的自以為是。所以說こころ是喜劇人物不無道理。女鬼也可以搞笑，《聊齋》也可以幽默。

《心》雖然是一部小說，但當中揉合了不同文體。在敘事之餘，有大量的寫景；在獨白之外，又有很多對話；在戲劇性懸疑之同時，又有滑稽的筆觸。這種種都和它作為一部受到夏目漱石啟發，也向漱石致敬的小說有關。漱石和好友正岡子規曾經提倡「寫生文」，他自己又以「非人情」為由寫了許多滑稽幽默的文字。前者是培養觀察力的方法，後者則多少和漱石應對自己的神經衰弱有關。

漱石在《草枕》中以畫家為主角，論創作與悟道，意味深長。《華嚴經》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こころ就是那個畫師，所以才有那些寫景的段落。至於引用評論家柄谷行人的觀點，初時只是出於巧合和趣味，但深究下去亦不無關係，即所謂「風景的發現」、「內面的發現」和「自白制度」等解構主義詞語，原來和佛家不無暗合之處。當然寫出來的首要目的，還是為了幽默。

寫這部書的最大領悟，是我和心、作者和人物的主客關係，原來不是我們平常所想的：「因為一直在思考心的問題，於是便興起寫一篇關於心的小說。想着想着，突然就覺醒，不是我要寫一篇心的小說，而是心在寫一篇我的小說。……我以為我是小說家，我是作者，而我在寫關於こころ的小說。實情卻是，こころ才是真正的作者，而我只是她創造出來的人物。而且，不單是這一部小說，甚至是我過去的小說，我的全部作品，其實都是你寫的。甚至我的存在本身，都是你創造出來的。」

這，就是我現在的小說觀。而這，是こころ教導我的。可是，我忘了這件事。經過了八年，我竟又離こころ很遠了，把她置諸腦後了。如果不是這次重新出版《心》的契機，我會不會一不小心又再次丟失了心呢？重讀書中こころ的說話，我再次得到了巨大的撫慰，比如她說：

「其實，你去過的地方，我都去過了。你不去的地方，我也不會去。而你打算去的，只要你願意，我都會跟着你一起去。所以，你不用做甚麼，無論如何，安心就好了。」

こころ並沒有在結尾離去，她沒有片刻離開過，只是我又忘記了。我為自己的愚蠢和粗疏而慚愧。不，我為こころ的不離不棄而感動流淚。真的，我告訴大家，你的心不會離棄你。只要你不忘記，不放棄，她會陪伴你一直到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