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後詩人堅持留港寫作　以躁動的詩寫無法明言的荒誕現實　李顥謙：我的詩無法與香港割離

在本地年輕寫作者中，九十後詩人李顥謙一直專注在詩途上修行。讀他剛出版的首部詩集《夢或者無明》，被緊掐呼吸的詩句，躁動鬱結於低沉的字裏行間竄流，彷彿能想像眼前削瘦寒背的詩人長年負軛爬行。

他問，這個世代有誰不躁動？

從無法化解的家庭鬱結，到近年社會歷經翻天覆地的動蕩與蒼寂困頓，李顥謙無處可逃，也不願離開。於是在難以明說之時，他以晦澀的詩歌，覆裹幾層意象與隱喻，處理失語、愧疚和恐懼，盡力找尋與我城的真實連結。

「我的詩、以及我思考寫作這回事，是永遠無法和這個地方割離。」他說。

不願失去與香港最真實的連結

李顥謙十五歲開始寫詩，其時他身邊的同代人陸續發表作品、獲獎，他自知寫得未夠好，躲起來收埋自己繼續寫，但結集出書始終是他多年的心願。

他曾默願寫詩十年為滿就出書，到了二◯二◯年初，快將廿五歲的他有感作品未夠成熟。「我的作品比較躁動，如果只有情緒，沒有語言去做載體，是不值得結集出版。寫作的人在語言上要有一個標準，或者探討某個東西，才能給讀者看。」然而，事隔半年，他卻換了想法，決意出版詩集—更準確地說，是在香港出版詩集。

當時社會上開始討論離或留的去向，李顥謙亦不例外。自小怯於踏出舒適圈的他，向來清楚無法適應異地生活，但近年考慮到他與女友的未來，便萌生離港的念頭。一次他和石磬文化社長池荒懸提到這想法，對方問了一句：「如果你打算離開香港，會否出完書才走？」這問題縈繞於李顥謙的腦海，其實他自有答案：「假如我真的要離開這裏，有什麼要做，或者去到另一個地方就沒有機會做到呢？我覺得一定是出書。」

「出版詩集是我人生的一個to-do list。」除了他在外地出版機會渺小的實際考慮，更重要的是，他不願這本詩集不是在香港出版。

他指，自己的寫作在情緒和氛圍上，都和這幾年的香港環境很有關係。因此無論是詩集的出版，以及他本人，他都企求一種在場。「很客觀地說，如果一個人去了另一個地方，一定會斷了和這裏最真實的連結。如果我一旦斷了這個連結，而我要出去繼續寫，我是沒有資格去寫香港的，或者寫不出我曾感受到的情緒或是大家的狀態，就算想像都是很有局限。」

於是他整理詩作，趕緊遞交藝發局的資助申請，可惜未能獲批。與此同時，他也明瞭自己根本不願走，打消離港念頭。去年，他重新編改詩集結構和內容，再度申請資助，終於成功，交由石磬文化出版他首本詩集，其中超過一半作品，都寫於二◯一九年之後。

一九年後， 寫作變得不一樣

少年時，李顥謙寫作的躁動多是傷春悲秋，他笑言屬於某種文藝青年的調子，很自戀又沉溺。不過，他很早意識到自己寫作的母題是家庭。「每個人屋企遇到的問題都大同小異。其中我關注的是在同一個空間裏怎樣生活，或者大家都很躁動或情緒化，甚至有些執着和鬱結可能到死都無法化解。」在狹迫的居住空間，一家人的情緒和衝突形同困獸鬥。他自小寫不出溫暖親情的文章，連學校考試作文都無法作出來，「我無法強迫自己代入，不喜歡我家庭的模式，但我又做不出搬出去老死不相往來，我是很需要家庭的人。」

家庭在他生命中留下許多解不開的結，於是他透過寫作去排解，每每等至家人入睡的凌晨時分，才能於斗室中專注寫詩。他寫嫲嫲，在她傳統觀念下的管束和溺愛，自己無法在嫲嫲離世前見上最後一面，亦無法修補傷口的遺憾；他寫父親，尤其一九年兩父子爭吵不休，他甚至被父親趕出家門，在〈以父之名〉中他寫：「我收好籍貫／抄下每一次的憤恨與驚惶／投向虛無／如投向你」。

這些書寫令他不斷詰問：如此重複的徒勞窘頓會否令他無法抽離去思考寫作？坦露家庭和真實生活的種種，對自己和身邊人是否傷害？如果作品只有傾瀉的情緒，而欠缺語言形式的處理，又是否成熟的作品？他對文學創作總是抱持戒慎，「但有一樣更加重要，到了一九年之後，寫作這回事是不同了。」

從前，他寫作是想告訴別人自己在經歷什麼，渴求別人理解和關注。直至一九年以後，他發現這種單純讓人關心和肯定自己的寫作，是毫無意義的。「如果經歷了那麼多，所關心的仍是自己，作品只是收窄至這個範圍，我覺得是說不過去的事。」

整本詩集予人黑暗鬱結的氛圍，尤以輯一「墜」為甚，詩人在絕望壓迫的外部環境，覆上晦澀的語言意象，如〈四月與沉默〉以密集的隱喻寫社會上種種不自由、離散和疫症。「我不想有一個權力或審視框架，不想批判一件事，不是一種口號式的寫法。」

他對寫作逐漸清晰，同時卻深切體悟到：「其實當有事發生的時候，文學寫作是沒用的。」

他說失語所以寫作，在詩作〈手勢〉的「失語的詩人」，恍如自況。

旁觀苦難的懦弱和愧疚

對他來說，從家庭到社會都是無法逃離的捆綁鬱結，何其相似。他說，失語所以寫作，而寫作也一直失語。寫詩興許成了現實的逃循。

「可能是面對現在環境、或對很多事情感到愧疚的逃逸。」說到愧疚，他稍頓後，開始連綿不斷的自省：「現在我還可以在這裏說話，有機會走到這一步，出到本書，我覺得是很奢侈的狀態。點解係我啫？我仲可以做呢件事？就是因為我懦弱，才相對上能夠生活到，還有可以留下的空間。寫作人常常覺得，社會上發生事情就做什麼說什麼，但其實到有事發生的時候，文學寫作是沒用的。」

他的語氣激動，是看不過眼，亦是愧疚自責：「這兩三年經常想，身邊認識的人出事，我很關心他們，但關心有什麼用？都不知道對方遭受什麼，感受不到、經歷不到他們的痛苦。可能他們都沒能力去說什麼，正承受苦難的人怎會還有心力去同你講有幾痛苦。你只不過是想自己好過些而已。當時我開始明白這種心態，乜都做唔到，好軟弱，明明別人比你付出犧牲好多，卻講得冠冕堂皇或者把事情透過書寫作為你的談資。這是我到現在都很糾結的。」

即使身處同城，他知道書寫能怎樣進入受苦者的處境，依然很困難，限制重重。「因為經驗匱乏，只能靠想像去填補，但這是有局限，很容易有偏差，就好像現在我們想像烏克蘭，都一定會有偏差。」如今他無法再以很傳統的叙事式寫法，或者明確的結構、定位和語言去寫，只好轉由意象去表達難以言述的狀態，例如散文詩的扭轉和變異。

以散文詩的超現實　回應現實無明

關於散文詩的最簡單說法，是以散文分段形式寫詩，兼容兩種文體的美感。從李顥謙新作的書名《夢或者無明》中，自然知道他深受著名散文詩詩人商禽影響。商禽著有詩集《夢或者黎明》，以超現實主義的乾澀語言，營造荒誕扭曲，戲劇化的狀態。李顥謙初讀商禽的作品已經感到相當震懾，「他的詩極具穿刺性，有些意象空間可以充塞一些我想回應外在社會、但已無法明說的東西。」

新書的輯四「夢」全為散文詩， 其中〈七種無明〉獲第四十五屆青年文學獎優異獎。無明乃佛教術語，謂即煩惱。書名從「黎明」換成「無明」，李顥謙指，除了致敬商禽對他的啟發，也在於「夢」和「無明」兩者的虛浮，像書中有很多和夢相關的場景，他解釋：「現時在香港生活如此虛浮。可能一天睡醒，或日常中突然收到訊息，可能是來自新聞或朋友，都會有一種乍醒的感覺，像反覆出入夢境。」

相對前三輯的密集而晦澀的語言，他認為散文詩更易被人理解，「令一些不易解釋、深層的東西，都有一個理解的出口位。甚至我有些完全不讀文學的朋友都能進入作品，了解詩是什麼一回事。」

留下來的詩人

他坦言寫詩是很有限，本地詩人亦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他也承認寫作時有些考慮或修改，不能直寫。

但他相信今次成功出版詩集，對於在香港想繼續寫作的人來說也有意義，「有太多令人覺得做不下去的事發生。我嘗試做下去的意義是，在市場或文學圈，多一本詩集或出版物，它怎樣和周邊有協同或交流，藉此賦予一個空間，傳達多點想講的說話。」

「如果不去思考多點連結，好快會死，是冇嘢講、冇嘢發生的死。」於是他選擇做留下來的人，留在香港繼續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