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新更年輕，他只有廿一歲，卻在十四歲時開始做兼職，打各種散工，他知道許多炒散的黑幕，但現在還是不時會請假去做炒散，為的是儲下更多的錢，移民去台灣或泰國這些（在他看來）移民門檻較低的地方。
訪問當天，他拿着一個運動牌子的環保袋趕到，裏面放了幾個頭盔和一些護具，他笑說自己今日又請了假，因為上午有人來家中整水喉，之後他要去買上街的東西，又約了我，於是不得不請假。這個月，他上班的日數很少，上司不喜歡，他說「大不了就不做」，這些出賣勞力的工，東家不打就打西家，他不愁找不到新工作。
很沮喪 沒有多少好回憶
阿新有一張娃娃臉，五官都長得圓圓的，一身黝黑皮膚，看來就像剛畢業不久的中學生，「做炒散嘛，就是進去被壓搾換取金錢，你不會在炒散工作中得到什麼啟發的。我由中學到現在，做了近百幾份炒散，也只有幾份是做得開心的，其他全是被壓搾，太勵志的故事我沒有，我就只知道裏面的黑幕。」但他說起話來，敦厚成熟，幽默感十足，聽他描述職場故事，就會知道他其實是一個勤奮的年輕人。但他說自己已經很沮喪，他討厭香港，在這邊也沒有多少好回憶，就算遊行上街，目的也只是為了一班同路人，而不是香港這個只照顧資本家由腐敗政權管治的
小島。
阿新在單親家庭長大，與自小不同住的姊姊感情要好。幾個月前，姊姊找他陪她一起到酒店炒散，他便向公司請假，陪她去酒店炒散。兩人被安排在不同部門，一個在10樓上班，一個在2樓，直到他下了班，才知道姊姊被酒店的長工性騷擾，那些人借意摸她，又問她有沒有做過援交，叫她出價，又問她和男朋友做愛有沒有用套。
「如果我早一點知道，我一定會狠狠揍那一班人！」阿新回憶道。他熟悉炒散的江湖，知道當中的黑暗面，有一些發生在他身上，有一些在別人身上，普遍而言，零散工不止得不到勞工法例的保障，在職場上權力也低。長工總覺得炒散工可讓他們隨意欺凌，就算是同一職位，長工的地位亦比炒散高，「他們好多當了自己是經理，隨便指使你工作」，因為炒散工不是真正公司員工，對他們惡言相向甚至性騷擾，也不會惹來後果。罵走一個散工，對他們而言並無任何損失。身處職場食物鎖的最底層，「最辛苦的工作一定留給你這個炒散做。」
急功近利的詛咒 愈返工愈迷惘
作為炒散「老兵」，他飽歷戰火，有一套求生之道。
「如果不是急需用錢，我不支持做炒散，炒散的特質，是替人解決燃眉之急，難聽一點，就像安全套一樣，用完就扔，叫得你來上班，一定是辛苦的，就算現在我整冷氣也一樣，經過了判頭和蛇頭，就注定你失去應得的收穫」。同是零散工，小式、鄉民和阿新卻是三種不同的零工青年，他們有人為了在不停的變化中尋找機會，心中仍然擁抱夢想，有人是為了追尋自在舒暢而純樸的人生，阿新則是為了賺更多的錢，離開這個人權民主欠奉的地方。「其實無論是長工或是炒散，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想像空間也很少，愈返工愈覺得迷惘。炒散是一件急功近利的事，為了一天幾百蚊人工，拋棄了尊嚴，除了那一丁點錢，你什麼都不會得到。」阿新說道
「別人有的勞工福利，什麼年終花紅啊，雙糧啊，你什麼都沒有，你努力也沒有用。」他把那一袋放了運動裝備的袋子，夾在兩腿之間，把袋的手提圈了兩圈，牢牢的套在自己的手上。他說，唯一一次做炒散也得到成功感，是到一個私人會所陪小朋友在嬉水池玩耍。那天一天到晚他都浸在水中，「見到班細路好開心，我陪他們玩水，有時抱抱他們，自己都覺得好放鬆」，可是這種工作不常見，更多的是跟工送貨、跟單文員、搬貨包裝、做酒店樓面等出賣勞力的工作。
判上判 賤價的炒散勞動市場
十四歲的那年，阿爸開聲「自己賺錢養自己」，於是他開始打第一份工，在家樓下的茶餐廳送外賣，之後轉去做麥當勞，做了幾年，升做組長，但因為未成年，很難再升，他索性辭了職，跟同學去了炒散工。
「中五那年，有個同學認識炒散的蛇頭，一班同學就跟他去開工，第一份炒散是到屯門工廠區為貨物包紙皮，一天工薪有3、400元。但到了今時今日，還是300幾400蚊一日，個價一模一樣，五年來一蚊都無加過。因為價再賤也有人去做，有人頂爛市。」說得氣憤，突然笑了起來，提到屯門公園唱歌收利市的大媽，說就是這羣人頂爛市。
「許多新移民都喜歡現金出糧，他們拿福利，又不想給查出入息，就做炒散。想想，政府一日批出一百五十張單程證，這些人成了炒散的主要勞動力。試過在炒散的羣組中，我們好些人有了默契，出手太低的都不接，逼蛇頭提高工資，結果總有一些打簡體字的人去接，幾低價他們都做。」
炒散回報偏低，除了「外患」，還有政府政策造成的「內憂」。「政府機關自己也不停把工作外判出去，大判出手1000元，真正落到勞力者手上，可能只得500元，出盡奶力，就是得五嚿！」阿新現在於冷氣維修公司工作，見證外判問題嚴重。「外判問題其實政府是帶頭的，不少由機管局判給機電署，最後又外判到出面的公司，判完又判，一單工程經五、六間公司，間間都要抽水，最後只能壓低工人的工資。」可以不接嗎？他們別無選擇。
散工陷阱 基層愈窮愈見鬼
他的炒散經驗，足以寫一本百科全書。科學園新開時，他被聘去開升降機，一天到晚在貨梯上拍卡按樓層，再等搬運工把一些二手辦公室家具搬來搬來，他就在裏面「食塵」；有一年，紅葉季，他和幾個男仔一起被僱在元朗山上做停車場收銀，那時紅葉滿天，老闆包食，時薪又高，是他做過最快樂的一份炒散；他當過嘉年華的假草皮清潔員，和二、三十人一起努力把捲了起來的假草皮逐一攤平，再用強勁的水柱把草皮上的灰塵沖乾淨……雖然經驗豐富，但也試過被拖糧、欠薪、被蛇頭走數。
「在散工制度和勞工處的配合下，他們會把你壓搾到天衣無縫，令你懷疑人生。散工陷阱很多：有些公司會在頭一個星期，天天出糧給你，讓你嘗到甜頭，到下次就按月出糧，返了一個月工，卻只出兩星期糧，你要追又追不到；有些公司會問你可不可以長炒，如果你拒絕，就即日叫你走。」他遭遇過的無良老闆多不勝數，散工不被法例保障，只能憑經驗提高警覺。
「在散工一行，工人連搵工都沒有保障。求職者其實應該事先要求取得蛇頭的個人資料，但還是極少人會這樣做的，有齊資料的蛇頭也不多。好多蛇頭十分狡猾，描述工作內容，標明是「輕鬆工作」，去到卻完全不一樣，逼你開工。」阿新說道。他也遇到不少炒散並不要求你提供任何身份證明文件，只要到時打電話給經理或蛇頭，對方叫你上樓，見你有十隻手指就可以開工。
「但如果對方不即時出糧，將來再追討，他們隨時會『大』你，說你又沒有打卡，有什麼證據，證明你曾經返過工。」他曾轉行做風火水電，時時被拖糧，做地盤散工，無糧出也不時遇到。
大時代 沒有人是「無嘢可輸」
「那一行叫價高，但如果當中有人著了草，公司欠人成街數，其實只要執了間公司，再開過第二間也是一樣的。」這幾個月，香港局勢波譎雲詭，阿新不要說去做炒散，就連上班都少了，有時收了工回來就到街上去貼街招。「你看到的那一些單張都不是日頭貼的，是有一班人凌晨偷偷貼的，貼完回家都已經天光，又一晚沒睡過。」他說這幾個月比上班更累，而且也花了不少錢。我問他，是否覺得自己已再沒東西可輸，他看看我，想了許久才說：「其實不會有人沒東西好輸。你有阿爸有阿媽，有你的朋友和你愛的人，人只要活一天就要吃一天的飯，如果被拉到留了案底就一世了，更差，你還有命一條，所以沒有人是沒東西可輸的。我只是純粹不想後悔，只要一天沒回大隊中去，見到有人流血，有人失掉了眼睛，我就很難過。齊上齊落是我們香港人的共同約定。」
他臉上有兩輪不知有了多久的黑眼圈，阿新就是特首想像的人，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但這一班人並不想摧毀香港，他們只是不想被香港摧毀。他後來送我坐車，手中依舊提住那一個看來沉甸甸的環保袋，路上好幾次我很想跟他說，不如讓我替你提一會，但車來了。他消失在人羣中。
後來再找上他，問他這幾個月會不會少了許多做炒散的人，他想也不想，就答：「才不會呢，傻咩，香港永遠在轉，有那麼多大陸來的人，一天批出百五個，使那個市場永遠都有無窮無盡的人在爭東西做。這個巨輪，不會因為我們而停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