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對師生都不太一樣，這一對，她們說其實她們不太熟。
但她們卻在每次見面時都總是深情地給對方擁抱。一個意味深長、裹着溫柔的擁抱。
她們交集不多，但兩個人的思想與精神幾乎走在同一條軌道，卻像鄭詩靈說的，周豁然跟她不一樣，豁然是一個充滿行動力的行動者，而她則是一個慣以提筆研究的人。
2017年，夏天，周豁然因參與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衝擊立法會被判囚十三個月。法庭作出裁判以後，鄭詩靈很憤怒，提筆寫下題為《In Support of Chow Kootyin》的長文，後來文章成為一眾中大人類學的師生校友的自發聯署，她的一些同事無奈不能參與聯署，怕影響手上於內地的研究工作，她卻不怕被誰追究責任，鄭詩靈成了聯署名單上第一個聯署名字。
豁然在獄中讀到有關聯署，心中很是驚訝，她不時缺課，與系裏的人不熟，她猜着那不會是以系的名義發起的聯署，發覺真的不是，驚訝稍退，又有人告訴她，那是老師鄭詩靈寫的聯署文，她再次驚訝，想不到竟然是這個不曾交談的老師為她寫的信。
鄭詩靈說加入中大人類學系開始教育工作那年，她第二次懷孕，生育後既忙着教學，又要分身研究並照顧家庭，於是對着學生，她總是不敢太熱情，甚少找學生談天，慣於保持距離。她只記得周豁然來上她教的”Body, Love and Emotions”課，對方頂着一個近乎光頭的短髮來，長得很是瘦小，堂上寡言，直到後來從同事口中得知這個女孩關注本地農業與土地正義，並搬進古洞生活與耕作，她才記住了這個清秀而睿智的名字——周豁然。
後來周豁然因事務日忙，益發少回中大上課，畢業論文沒交便湊合着學分畢業。在周豁然離開之前，兩人沒有任何交情，卻在得知她入獄那天，鄭詩靈感同身受，為這個學生的命運而感到坐立難安，她在那封聯署信中寫道：「人類學教導我們要在參與和觀察中學習、要認識制度如何能製造不平等並將其塑造為常態、要分辨權力在界定孰是孰非時扮演的角色、要同理苦難如何在結構性暴力中被噤聲、亦要體認身處困境中的人們的堅韌與力量、更要能夠想像改變的可能性」，「豁然與其他社運人士所展現出的力量與無懼，給了我們堅實的理由，要更加堅定並且懷抱希望地站在一起。法官認為監禁是這些年輕人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但我們在他們身上，看見了無私、堅持與決心。這些寶貴的特質，讓我們相信，香港將變得更好。」
幾個月前，她在中大舉辦《以人類學角度看『暴力』》講座，再度與周豁然碰面，這是她首次聽周豁然溫柔而平淡地親身訴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政權暴力。聽時，鄭詩靈內心翻騰，再也按捺不住，頭一次展現出她的熱情，給這個學生一個深深的擁抱。
Profile
鄭詩靈，年輕時畢業於港大社會學系，後於英國留學，後於美國、港大與中大任教，現為中大人類學系副教授。
周豁然，曾於港大就讀歐研與比較文學，後畢業於中大人類學系。
鄭詩靈=詩／周豁然=豁
詩：說起來，你在中大到你畢業，我和你其實一直也不熟。
豁：是的，我也不知道其他老師對我的想法。對詩靈的印象則早在2007年的時候開始，當時我看到你分享自己於港大教書的經歷的訪問，那篇報道中，說你邀請了一些嘉賓去課堂中做分享，那是一個有關BDSM（綁縛與調教（Bondage & Discipline）、支配與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施虐與受虐（Sadism & Masochism））的論壇，當時我在那個圈子很活躍，便記住了你的名字。
詩：可能因為我做的研究多和社會學有關，於是就談到BDSM。
豁：那年，我也在港大讀書，停留過在那裏短暫兩年，讀歐研與比較文學。我一直以為你仍在港大教書，記住了這條線索，直到到了中大上你的課才知道你來了中大。（笑）
詩：在我記憶中，你就是坐喺度，一個光頭妹。我是一個很少跟學生談天的老師，進中大時，我剛剛大肚，沒有時間去找學生，連管理自己的形象也都是這樣的，一副「都別要過來」的樣子，但我知道你在做什麼之後，覺得自己能理解你做的事，於是知道法庭的裁決時我嬲得很緊要，自己坐着生悶氣，只有一枝筆，便寫了那一則聯署。
我用那封聯署去表達人類學到底是怎樣與社會接合的，你的行動正正是人類學對於結構性的暴力的切入點，你做的事就是想要揭發這些真相，身體力行地在做一些我在課堂上教的東西，於是在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和你是有連繫的。
後來，我一路也會想起你，直到這個暑假，香港發生了許多事，我覺得社會對暴力的討論很缺乏，於是就想開一個座談會，就想到要找你。你知道嗎？你很奇的，雖然口中說的都是一些很爆、很激烈，甚至很暴力的經歷，卻仍然是一種monotone，一種很平淡單調的語調，很細聲，細聲到差一點入不到咪的聲線，我在旁邊聽覺得很辛苦，但又要忍住自己，聽完我覺得一定要抱緊你。（抹眼淚）
你用最真誠、最赤裸的感情去揭示現在社會下的一些暴力，但又用最溫柔最謙卑的語氣去訴說，你給我們看你的脆弱，也就是那種感覺叫我要上去攬緊你。
（說完，她們隔着面前茶几，想抱住彼此，但因為距離沒法真的擁抱在一起。這時豁然笑說：「哎，好遠，中間還有兩棵仙人掌」，她們撫摸仙人掌的刺，笑說仙人掌長的是溫柔的刺。）
師生之間分享的兩本書
豁：這是我2019年1月1日寫下的日記。那天我在回顧2018年的一年。2018年……我看了米蘭昆德拉的書，他的《Laughable Loves》（中譯：《可笑的愛》）。其中一篇叫《The Symposium》（《座談會》），寫一個很花癡的女護士竭力地追求當中的兩個男醫生，在一個晚上他們一起飲酒，女護士趁着酒醉向心儀的醫生求愛，後來不惜脫光了衣服，在眾人面前跳起脫衣舞來，但眾人對她不停奚落，並帶着厭惡與恥笑，女護士後來吃下安眠藥離開了辦公室，眾人便開始討論愛情與靈慾哲學問題，也談到了柏拉圖的愛，他們高談闊論一番，後來才發現女護士裸體的暈倒在廚房的煤油爐前，疑似自殺……最後，那個有份在旁奚落護士的年輕男醫生得知護士疑似自殺後，內心竟然一陣喜悅，因為他覺得有人居然為他而死，心中亦開始萌生悔意，興起了和女護士求婚的想法。
我對這個小說印象很深，覺得那個年輕的實習醫生是個很自戀的人，那個跳脫衣舞的護士給我感覺卻很可憐，很可悲，又很可愛。
詩：如果這兩個角色比較，我想我會選擇做脫衣舞護士。
豁：哈哈，它後面以蘇聯時期作為歷史氛圍，談一班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情愛慾望的看法。
詩：這故事令我想到，現實上也有許多人，在豁出去追求自己的慾望和嚴厲地要求自己踏上青雲路之間的掙扎，這是兩種很不同的生存與生活方法，但都沒有錯，我想連我們都有許多沒有說出來的fantasy。
豁：真的。
詩：說到這裏，我想介紹今天帶來的書，《Democracy And The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書中寫有關新自由主義中製造出來fantasy，也談到一些個人的問題，如你是一個怎樣的人，以及民主到底是一個怎樣的fantasy等。作者是一個美國學者，談的是以美國為背景的事，覆蓋的也是布殊的那個年代。
我覺得fantasy是很重要的，無論是作為一種政治手段而製造的fantasy，或是作為一個人，我們怎樣去為自己締造一些人生的fantasy。
這也令我想到，這個夏天之前，我們對個人權利的看法，以前我們僅認為我們只要能選擇自己的生活，吃到想吃的東西，去到想到的地方旅行——只要政府保障到我們有這些自由就可以了。其實這是一種很消費主義的公民想法（consumer citizen），但在新自由主義的角度，會把這種想法捧到至高無上，香港人對於這一套很受落，但在這個暑假之後發生的事，反映了香港人對於另一種民主的fantasy也是受落的，兩者並沒有衝突，因為任何一種想法其實都應該開放討論，大家想怎樣去塑造它——民主也好，婚姻也好，都一樣的。就好像我在課上教的，婚姻應該沒有特定的方針，你可以在框架中改寫兩個人間的關係和責任。
所有關係都應該有契約
豁：說到這裏，我想起一些媒體過往寫的我和阿郭的訪問。我和阿郭未離婚，但現在已分了居。在後設的觀點中，我想我是感謝那些記者的。因為他們那些一眼看去就覺得誇張失實的報道令我反思並檢討我們的關係和感情基礎。那些報道的寫法，讓阿郭幾乎成了唯一的內容提供者，最後記者的寫法亦符合了阿郭對於自我投影的我和他的形象，與他對我們婚姻的理解。
在報道出現之前，我們已經經歷了不少的情感騷動，我不知他有沒有看清楚，但那一些騷動令我看清了自身的狀態。所以在去年，我完成了一項準備了兩年的事，就是與阿郭分居。我很感激身邊的人與條件使我最後下這個決定，把想法付諸行動─對於其他的事，我總是可以很果斷，但在這次搬家與尋找新生活的事上，我拖了兩年多。
詩：把親密關係放在大眾面前是很難受的事，而且在一段關係中只單方面由一個人講，另一方一定會持有不同的看法，某程度上是一種violation。
在任何親密關係，不單止是婚姻，在愛情、友情和親情之中也有許多潛在的壓力和危機。
豁：是啊。直到現在我基本上也無法把任何一篇有關我和阿郭的訪問看完，面對這些報道，我帶有很複雜的情緒，當中也夾雜一點生氣，又有一點傷心，因為那不是我所認知的情況。
我在去年的年初，開始經營了新的親密關係，我和對方用了六個月的時間討論我們需要什麼，以及大家對於不同事情的看法，之後又花了三、四個月開展一個嘗試生活在一起的過程，直到在去年的夏天才嘗試在深水埗同居。但正式搬進去之後，發現事情還是不如預期理想。後來我們參考一行禪師的建議，一起簽了一份和平條約。（笑）
當中有一個很實際的操作，如果我們發現大家會就同一件事吵架，會先記在心上，直到周末空出來的時間，兩人就在家中特別的角落去傾。我們叫那個地方做”the porch”（門廊），哈哈，其實我們家裏沒有porch，只是覺得在一個好像porch的空間傾是最好的。
詩：這很文明，我覺得所有關係都應有契約。許多人對婚姻的幻想，有關於性的，愛情的，大家都幻想那是自然而然的，但其實每一下都是hard work─每一個生活的細節，每一個關係，每一趟旅程，每一件事都需要兩個人許多的討論，如果沒有的話就一定有一方做了許多的妥協。但這些現實很少人說，一些文學、電影都消費愛情，把愛情描寫成有愛就自然會解決一切，但其實那是很不切實際的幻想。
這正正也是我教”body, love and emotions”的內容，是很震撼的，就像在一個人的腳下不停抽出一張又一張的地氈，來的學生每一堂課都覺得好不安，但那是我應該做的，如果讀完我這一堂課，他們仍然覺得OK呀，無問題啊，那我就是一個失敗的教學者。大學教育應該是要開拓大家的視野，思考另一角度的問題，尤其在人類學，老土地說就是”making the strange familiar and the familiar strange”，令人們面對一些看似完全不同或無法理解的生活模式時，嘗試拆解當中的脈絡，如經濟的脈絡，如文化的脈絡，進而明白到為什麼他人會有這樣的生活模式，為什麼人會這樣做——明白不等於叫你去接受，但至少人類學會讓人了解當中的邏輯與當中的模式，進而對自己的行為與模式有更深刻的理解。
但關係其實不是讓我們感到痛苦的主因，其主因是現代對親密關係的期望和幻想。
回想二百年前，婚姻並不是為了真愛、溝通或找尋一個絕對明白你的人─婚姻只是根據人的階層而有不同目的的手段，而且大多數的目的都與傳宗接代有關，直到這百幾二百年，大家才覺得自我（self）很重要，而且人們在公在私的需求變得清晰，如在公開的方面，人在一些工作、政治參與上，都是充滿計算的（calculated）；而在私的方面，哈哈，就是：”wow，lalaland”，（笑）美式英語中
有一句”you are in lalaland”，說的就是只要「啦啦啦」地唱着歌，兩人就自自然然彼此相愛，真愛是毋須動腦的契合─但其實真是這樣嗎？Viviana Zelizer在《The Purchase of Intimacy》寫到，愛情、親情的關係其實有許多東西都在計算之中：遺產、子女監護權都是計算。這本書以法庭的個案展開，當你想像私人關係與金錢無關，與地域無關，但其實不！通通都有關。
人們在想像和現實之中不停的掙扎，人類學就是用這些歷史的、結構性的角度去拆解浪漫愛情、性和愛。
關係不因離別而離別
豁：最近我收到許多古洞舊街坊打給我的電話，四個女士都想我介紹律師給她們和先生離婚，她們都在一些關節位上，涉及到政府收地賠償、財產分配，或是覺得這正好是一個契機而去結束一段婚姻。她們都知道她們與先生的婚姻，從一開始就不是建基於與另一半的關係，而是基於她們對在香港生活的fantasy。
她們許多人的丈夫都是中港兩地工作，譬如是開中港車的貨車司機。這羣女性得到單程證來港，才發現需要生活在香港邊陲而落拓的鄉村社區，她們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社區網絡，又沒有工作機會。她們的先生並不可靠，要守住一堆仔女，生活的支出很大，而古洞又快要被收地。
我在這五六年認識了這一堆人，我又不是社工，沒有一個組織可以支援我去支援她們，我可以做到的，只是聽她們的故事，陪她們說自己的故事。當你為我的行動賦予了一個那麼大的意義時，我卻反思這幾年的經歷，覺得有一些不知所措，我怎麼辦呢？之後又怎樣呢？（流淚）
她們都是我的鄰居，亦是那段時間中一些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人，我們有種生命與生命強烈交織的感覺，而往後將沒法延續。我沒有把這經過好好書寫，也沒有將之當成畢業論文記錄下來。我無法能為他們帶來實質的改善……於是我心底有點不知道是可惜還是覺得白費了的感覺……
詩：你剛剛的一些自責，沒有寫畢業論文什麼的，會不會有些result-oriented，我覺得不必然是這樣的。我現在一直在做難民的研究，對方也是一羣在政治和社會上被孤立的人，這麼多年來，我知道他們的故事，認識他們的家人，看他們結婚生子，但政府要他們離開就離開，而我做到的東西很少。我也好像你一樣，想在他們嘗試改善自己的生活時，也能給到他們我僅有的幫助，令他們知道並不是沒有人關心他們。不過你其實永遠不知你和他們的關係是不是真的不會再延續的，可能正在延續呢——這是說不定的。
記得我曾在韓國做田野研究，在最後快將離開韓國的最後一個月中沒有地方可住。那時第一個出來替我找住處的人是當地一個妓寨的主人，她為我在紅燈區的對街找了一間公寓，當時我還是一個學生，下午就會去到妓寨找姐姐們一起吃飯，到了晚上又會跟她們喝酒。後來我要離開了，她們為我辦派對，送我許多的禮物，當中有大衣又有一些金錢，我當下很難受，因為我知道她們要接幾多個客才買到這些禮物。
我問我自己可以為她們做些什麼，她們甚至不是我的研究對象。往後我完成了論文，亦在美國找到一份教書工作，我和她們一直保持聯絡，亦有回韓國去找她們，後來當我知道其中一個姐姐患了重病，我給了一些錢給她治療。
我們和她們的關係到底日後會怎樣，其實視乎你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