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催淚彈那嗆鼻刺眼的痛感早已習慣。
在反修例運動如火如荼的日子裏，他平均每星期有四天會走到抗爭現場不分晝夜地進行直播工作，「需要旁述五秒前現場所發生的事情」，因此，他一直站得很前──就是跟警方或抗爭者相距只有數米甚至是「零距離」；他形容那是前到一個地步，「能夠聽見警方對講機的通話內容，知道抗爭者討論的行動策略和一些很青春的話題」。
動輒七、八小時劍拔弩張的警民對峙中，當警方施放催淚彈的巨響接連響起，黑壓壓的羣眾被驅散至東奔西跑之際，他卻向着迎面湧至的白濛濛濃煙急步前行。那時候，他近乎睜不開眼睛，亦難以繼續進行報道，「逼自己行，若果放棄，就無法看到防暴警察去哪裏，也不知道他們的下一步行動和有沒有人被捕。」
這半年，抗爭現場的採訪工作彷彿挑戰人體極限；及至一天，我們更首次聽見一種駭人聽聞的後遺症狀可能出現在前線記者陳裕匡的身上。
陳裕匡「硬食」的催淚彈比任何人更多更頻繁，七一當晚是他「食得最應的一次」，他說，因警方施放催淚彈的數量和距離在當時是前所未見。
當晚10時許，他在添美道正進行直播，鏡頭對準着數百名防暴警察沿演藝學院往立法會方向進行清場，及後警方在約10米距離下向人羣施放多枚催淚彈，「當時我跟大部分記者和抗爭者都沒有裝備，很多人驚慌得大叫和四散。」催淚彈頭跌落地面後，煙團上升濃罩四周，他覺得有大約八至十秒時間，他失去了行動能力，「難以呼吸、不停流眼水，半盲狀態。」在視野模糊間，他仍跟貼警方行動由中信大廈走至夏愨道，期間差點被路上雜物絆倒，最後走至行人路的巴士站位置，防暴警察終於停下來，他也可以停下來喝一口水。
翌日，他整天肚瀉，服用一般止瀉藥亦沒有用，在家中會不斷上廁所，這種狀態維持了差不多兩天。
將軍百戰身名裂
此後，他開始配備反光衣、頭盔、眼罩和防毒面罩，但還是免不了「食得很應。」
八五大罷工，警方一天之內施放一千枚催淚彈，他往返於屯門與天水圍進行直播，在離開天水圍警署的衝突現場後，他乘坐西鐵前往屯門，在途中卸下裝備，隨後步出屯門站C出口。他隨即看見幾粒催淚彈從空中落地，好像兩三行煙軌迎着他滾過來，令他頓時難以呼吸、視力模糊，「沒料到就算有裝備隨身，都有機會吃彈。」
他記得，運動初期，警方於金鐘一帶示威現場施放的催淚彈並不算多，直至7、8月開始漸漸增多，每次在槍林彈雨煙霧瀰漫的環境下，他只能保持冷靜執行工作，但一停下來，卻有很深刻的感受，「催淚彈不止是一個數量，其實也反映當下的社會狀況，代表一種危險氣氛，激化了抗爭者對於警察的仇恨，又或者激化了整個社會對於政府的不信任。」
陳裕匡做過很多跟傳媒相關的工作，對於能走在運動前沿見證歷史，他覺得意義極大，「我很想去記錄，直播的報道方式現場感十分強，我想讓看直播的讀者觀眾感受現場的人，不論是記者、示威者或警察，感受在現場的人。」
他投入採訪工作，有時還會被親友投訴他「不惜身」。9月某天，他在油麻地做直播時，曾被政見不同的人襲擊；十一當日，他的頭部腮骨被橡膠子彈打中，「原來中橡膠子彈是痛到你飛起，其實是一個很危險的狀況，如果打高一點，就會中我的眼睛，打入一點就會打爛我的一整排牙齒。如果低一點就會中頸、中大動脈。如果不是橡膠子彈而是實彈，我就會爆頭。我是不幸中的大幸，只是面腫，沒有什麼大礙。」
意義重大 堅持採訪
他語調輕鬆地續說，「當時主管勒令我要收工去看醫生，朋友便載我到瑪麗醫院的急症室。其實我當時帶着豬嘴可以堅持下去，不想收工，我是皇馬球迷，皇馬現在的教練是施丹，施丹不換我走，我也不會走。而且我的傷勢不是太嚴重，進食時咀嚼的痛楚不足掛齒，唯一是那幾天無論做直播或與朋友談天，說每一句說話也感到很困難，作為一個喜歡說話的人，無法做喜歡的事情會有點苦惱。」
至於吃催淚彈，雖說他7月開始佩戴全面裝備，但每次出勤翌日都會肚瀉咳嗽，身體不適持續數天，畢竟防護裝備不能百分百阻隔濃密的催淚氣體。「太多催淚彈，即使帶了豬嘴、眼罩都好像沒戴一樣。」
但他還是堅持跑到現場進行採訪。
患了不治之症？
事實上，他也不是不關心腹瀉等後遺症問題。「過去香港警察施放催淚彈的數量與現今無法相比，是比較新的事情，明明感到有害的氣體瀰漫在四周，你吸入去，到底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政府會說催淚彈對人體沒有長遠影響，你是否相信？即使是信或不信也好，吃催淚彈會腹瀉那種萬試萬靈令你覺得不是虛無，我身邊的人也是這樣。」
他說，也許華人社會比較保守，不論是記者、示威者或其他參與者，很少談及實際的排便情況。8月某天，他在臉書得知一位朋友述及吃彈後出現腹瀉問題，於是彼此討論起在吃彈後的排洩物情況，「大家都是深色的，爛屎，又未去到水，依然有一點固體，但很像一條一條，每次分量不多。去完就兩三個小時後完全沒有事，當你再感受到痛楚便要去廁所。」後來他再跟經常跑到現場的不同業界人士交流，發現大家的腹瀉癥狀和排洩物情況大致相若，此外，他的一些間中參與遊行抗爭的大學同學，在「吃彈」後出現腹瀉和肚痛，更會持續一星期之久，「可能是習慣與否的問題。」
他續說，由6月到今，他意識到自己比以前容易口乾，經常喉嚨痛，沒有胃口，尿頻、肚痛頻密，「有時覺得身體問題並不大，但當所有小問題加起來，就到了一個地步，覺得需要去看醫生。」
10月某天，他決定去看醫生。「我選擇了中醫，求診時，我把上述的身體問題說出來，然後中醫師給我開了藥。」
其後，他告知醫師，自己的皮膚出現問題。醫師揪起上衣，看了看，摸一摸，表示部分接觸過催淚彈的記者和前線抗爭者也有相類徵狀：看似是西醫所說的氯痤瘡。
他說，身體上長出的疑似氯痤瘡，有時會感覺痕癢，尤其是較嚴重的時候，會反反覆覆。「這兩個禮拜情況可能嚴重一點，接着兩個禮拜情況可能好一點。好像一堆硬皮的蚊癩，每一粒是5毫米的大小，有七、八粒圍在一起。我知道這些慢性的身體狀況未必能即時根治，不會好像暗瘡那樣長完了就沒有問題。」
他上網搜尋資料，周圍詢問一些可能熟悉這方面資訊的人士，終於找到一些他覺得相關的外國案例：1976 年，意大利倫巴底地區有化工廠爆炸，高濃度二噁英外洩，覆蓋面達320 公頃，當地隨即出現約 200個出現疑似氯痤瘡的個案，部分人甚至在四個月後死亡，不過，當中也有個案過了四十年也沒事。
他在臉書把自己的身體狀況寫下來，希望透過分享自身經驗，提出催淚彈的後遺問題。
「事實上，催淚彈最恐怖的地方正是一種未知與不確定。」
隨後，不少媒體作出廣泛報道，如以大字標題：「立場哥哥生氯痤瘡或成香港首例」、「前線記者接觸催淚彈患不治之症」，引起哄動。「有全身黑衫黑褲前線的勇武，在現場突然停下來，拍一拍我的膊頭，叫我保重。我只能說一句『大家咁話』，不論是抗爭者、記者、警察，作為一個將心比己的人，總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傷以至死亡。」
氯痤瘡的相關報道，引起部分西醫關注。從西醫角度來說，氯痤瘡是人體積存高濃度二噁英的唯一可確認表徵，不少西醫主動提出替陳裕匡進行身體檢查和診治，「我感謝他們，但是始終對於承受別人的恩惠不太自在，有空我會多看一兩個西醫。」他說，因為中醫和西醫是兩種迥然不同的醫學方式，當中關乎病人的個人選擇，對身體抱持怎樣的想法，正如他目前仍會繼續跑到前線做直播，如常地吃催淚彈一樣。
「這一刻我會覺得，有些事情比安全和長命百歲更重要。我不想說我是個很有熱誠的記者、報道真相比生命重要之類的話，不過，能做好自己可以發揮到的東西，這對我來說，的確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
未來，總存在未知和不確定，正因為如此，他更想在當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在不可知的這段時間，更加珍惜和親友相處的機會。
中醫角度看氯痤瘡：邪氣入侵 VS. 有毒物質
「記得第一次替陳裕匡診症，他是要朋友『夾』上來的。」李醫師說。
李醫師是陳裕匡的主診醫師，也是反修例運動的醫護團隊「國難忠醫」的分流醫師。他憶述當日應診情況，起初主要替陳裕匡醫治咳嗽和肚瀉，「中醫角度，身體在接觸催淚彈後出現的病徵， 是一種邪氣入侵的代謝表徵，如咳嗽，需用藥為病人清肺化痰。這有別於西醫角度，靠病人身體本身的新陳代謝或多喝水去令有毒物質消散。」
其團隊主要針對病人在運動中遇到的奇難雜症作出診治，他以接觸催淚彈後出現的咳嗽徵狀為例解釋：「那種咳嗽是呼吸不暢順，氣不能深深吸入到肺，跟時令乾燥等天氣所引起的咳嗽或氣管不適有所不同。」在運動發生不久後，就有五、六名資深醫師，憑診治前線記者或抗爭者所得經驗，共同研討了一個特定的藥方。
他替陳裕匡診症時，就在該藥方基礎上替陳針對性地對症下藥。
關於陳裕匡的皮膚問題，「看瘡型、顏色、皮膚凹凸形狀、少痕不痛的徵狀，發現皮膚問題看似是西醫角度的氯痤瘡。」但他隨即強調，中醫角度沒有氯痤瘡這個醫學名詞，因古人自是沒有對治如催淚彈這種化學武器的解藥方法，「對治這種新病症，我們按病人出現皮膚問題或紅疹而去診治，一般來說，皮膚問題有兩類，基因性的皮膚問題和邪氣侵襲體表而形成紅疹，針對後者，我們會開處方去解毒，再加外用的手造肥皂，外用內服。」
他說，陳裕匡的咳嗽問題，在看診一次後已經痊癒。而皮膚問題，看診三次，兩至四星期後他的紅瘡便慢慢消散。
「接觸催淚彈帶來的後遺問題，其實不能忽略的是心理上的巨大恐懼。」他說，不少來看病的人都帶着焦慮，如擔心找不到可信任的醫生，或不清楚中西醫學的不同，所以可能在聽到催淚彈沒有解藥而感到恐慌，未必相信自己能獲得醫治。「但我不是在這裏鼓勵大家看中醫，因為不是每個中醫生也懂得診治催淚彈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