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水管森林》差一點便胎死腹中，從得到藝發局資助至正式出版，接近兩年。從小說內容、書名、排版方式、插畫、封面以至圖案充當頁碼，當年都遭遇出版人激烈反對和踐踏。小說出版後，幾百本書堆放在我家，不久後，家人把大部分書都送到垃圾房，剩下來的，多年來被我分送給不同的人或單位，他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不會愛惜這本書。我並非故意這樣做，很可能是下意識地想要割掉出版過程中遭到的痛苦、不被尊重的，被深深地否定的回憶。

書出版後，出版人對我說：「沒有人會買你的書。不必放太多去發行。」這激起了我所有的憤怒，而憤怒是一柄鑰匙，開啟了我身上所有藏着力量的箱子，箱子內的文字和意念像被關閉已久的飢餓的獸拼命要撲出來。於是我就清楚地知道，無論有沒有讀者，在以後的生命裏我會一直寫作。正如憤怒會令人洞悉自己的力量，恨意有時也會令人發現愛。

我和出版人抱持着完全相反的立場，雙方也不妥協。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我明白如果一個人要如實地做自己，就會遭受敵視、排擠和惡意，但要是討好和配合他人，則會背叛了最重要的人，那個人就是自己。生命就是在許多兩難中選擇，人往往透過那些選擇而更接近原來的模樣。

多年過去，我重新審視這本書，想起那個在出版過程裏，一直支持着我的好朋友，就是封面圖和內頁插畫的畫家靜兒，她默默地為這本書做美術設計，甚至扛下最艱辛的和印刷廠交涉和溝通的工作。她沒有收取分文報酬，正如我也從沒有在《輸水管森林》裏得到一分一毫那樣。現在看來，這樣的友誼和付出幾近瘋狂，但當年十九歲的我，純綷得以為，知交就該當如此。後來我慢慢學會了，世間沒有任何善待是理所當然。

我曾經忌諱初次見面的人對我說這樣的開場白：「我讀過《輸水管森林》。」這本書總是勾起我許多羞愧感，就像有一千個人指着我說「你（的作品）不夠好。」（初版的印量是一千本）而我要用盡全身的氣力去反駁「不管夠不夠好，它是有價值的」。

所有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最合適的，所有時間地點人物經歷都只能如此，雖然出版前後讓我感到死去活來，就像塔羅牌裏的死亡牌，死神騎着白馬踏過之處全都成了屍體，但遠處出現了太陽，死了之後的日子直至如今全是新生。雖然我無論如何不想再經歷一次，但對於那過程中的一切，我都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