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當外國已經推行樹葬及冰葬的綠色殯葬，亞洲不少人依然有保留全屍、入土為安的觀念。面臨家人離世，捐贈器官與遺體的決定依然會引起爭拗。無論是流行文化指標的南韓，信奉國王的泰國，還是值得香港借鏡的台灣，都在捐贈議題上面對類似的困難。香港大學早前舉辦國際醫學會議，邀請亞洲各國教授分享心得，記者分別訪問了韓國、泰國及台灣的教授。究竟亞洲人為何特別怕死？答案也許可以從各國的殯葬文化找到。
南韓：要死？等等，你夠錢死嗎？
「我也未肯定自己會否在去世後捐贈遺體給大學。」首爾國立大學解剖學系副教授Jae Seung Kang說。「南韓人本身已經保守，醫學界的教授更可謂全國最保守。我每日都教導解剖學，知道學生真的要在遺體落刀，難免有點卻步。」南韓的流行文化席捲全球，這個看似走在潮流尖端的國家，處理死亡的觀念卻是來自傳統的儒家思想。「身體髮膚，受諸父母。」我沒想到一位南韓教授會說出孔子二千五百年前的金句，原來這句說話在今日的韓國人心中依然相當有份量。
南韓共有四十一間醫學院，每間大學都要自行負責教學或研究使用的遺體。為了「吸引」捐贈者，首爾大學以「急凍」代替「防腐」，捐贈者的遺體急凍後會於六個月使用，縮短家屬等候處理殯葬的時間。「南韓只有兩間大學提供急凍存放技術，首爾學是其中一間，也是民眾捐贈遺體的首選。」
政府與商界一直合力向國際社會展示南韓華麗的一面，風光背後卻背負着全球第一的自殺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35個成員國之中，南韓的社福開支排倒數第二，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十分之一。南韓的六十五歲以上長者，目前大約有兩成需要靠政府的資助維生。面對沉重的政治、財務或學業壓力，無論是長者還是年輕人，都有人選擇了結生命。不堪困苦生活的老人家曾向親友透露尋死的想法，卻反被叮囑：要先儲夠殮葬費。
「不少自殺者，特別是年輕人，都希望捐出自己的遺體，不想為家人帶來煩惱。只是部分傳統的家屬，依然會因為觀念問題而忽視死者的意願。」Jae Seung Kang教授表示，首爾大學每年收到大約三十副捐贈的遺體，原因是醫學院會支付死者的所有殮葬費用。雖然要靠經濟誘因，但能推動人們反思身後事，也是重要的第一步。
泰國：一個人 一場開悟 刺激捐贈遺體人數
泰國人篤信佛教，相信輪迴投胎之說，同時十分重視保存遺體的完整。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泰國一直使用無人認領的遺體作醫學研究用途。泰國三十年前開始接受遺體捐贈，但是民間的支持不大。直到泰王正式通過支持器官及遺體捐贈之後，才令泰國人關注此議題。去年泰王逝世，登記捐贈遺體以及實際捐贈數字皆明顯增加。「我們試過一星期之內收到超過200人登記捐贈遺體。」來自泰國瑪希敦大學的助理教授Supin Chompoopong說。
「除了因為泰王的呼籲，也因為成為ajarn yai（大體老師）是一種榮譽。」每年醫學院開課前會舉行致敬儀式，課程完結時亦會有火葬儀式。「致敬儀式有僧侶參加，火葬儀式則由醫學生列隊恭送棺木，領着所有大體老師的相片，舉行撒灰儀式。」目前泰國有22間學校提供醫學課程，每年都有超過七千人捐出遺體作解剖及研究用途。
雖然院校不用擔心遺體捐贈的數字，但是器官的捐贈數字仍然偏低。Supin Chompoopong表示，即使登記人數有增加，但是不少親屬都會反對。「人們開始接受，成為大體老師是殯葬儀式的一個過程。不過人們依然相信要保存遺體完整，因為器官捐了出去會令先人不能順利投胎。」教授坦言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要改變人們根深柢固的觀念。
台灣：受到敬重可以抵消死亡的恐懼
台灣目前除了花蓮的慈濟大學因宗教關係，有相對穩定的大體捐贈來源之外，其餘醫學院每年還是需要使用無人認領的遺體作解剖用途。
助理教授王霈於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醫學院任教，被問到是否願意捐出遺體，他說：「我是願意的，不會因為肉體被切割而覺得不被尊重，我知道同學在這個過程會有所得着。」叫王霈放不下心的是學生學習的態度。「因為我經常身在教學現場，十分明白學生再專心努力也好，總會有失手或不經意的時候。」所謂不經意，並不是指不尊重大體老師，但是學生也只是年輕人，他們還需要時間慢慢理解生死，以及生命教育的意義。
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對生死的看法都會不同，王霈說：「年輕的時候，生死距離自己好像很遠。人到中年，開始介懷生死，反倒是到老年會比較看得開，那是一種對生命的覺察。」他認為，一個人是否決定捐贈器官或遺體，經濟負擔、宗教觀念、文化習俗等等只是表面原因，恐懼才是背後的主因。「想得通生死的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信念。」他說。
醫學院在2009年開始為大體老師舉行致敬及送別儀式之後，捐贈人數亦有所增加。王霈說，捐贈者都有一個夢想，希望學生可以從他們的身體得到知識，幫助更多人。捨身成為醫學生的老師，是希望學生不要忘記學醫的初心。
重視殯葬儀式，可以是出於對輪迴重生的執着，也可以是家人表達思念、外人表達尊重的儀式。正如南韓人因為希望保存遺體的完整，傾向縮短遺體存放的時間。但是對於大體老師的親屬而言，家人成為大體老師的過程，也許是悼念的一部分。當家屬與醫學生分享大體老師昔日的生活點滴時，是治癒悲傷的過程。只要不是「形式主義」，只要參與的人明白當中的意義，儀式還是有其存在價值。
回看香港，政府以環保、節省資源作為賣點推銷綠色殯葬，避談生死教育，是否捉錯用神？香港人生前要為一個居所營營役役，死後又要為一個龕位想盡辦法。生也恐懼，死也恐懼。各樣的深層次恐懼，誰去關注，誰去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