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出版人顏擇雅在出版上獨具慧眼，一人成立雅言文化，發行《世界是平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和《西方憑什麼》等暢銷書，屢屢激起華文文化中不同議題的討論。對於張愛玲，她一樣讀得獨特，總是總讀出書中曖曖的光。在張愛玲一百生辰的日子，她為讀者再度翻開永恆之作，細細分析張愛玲作品中的符號和密碼，張愛玲的智慧和目光原來至今仍然清透如炬。此為上下集之下集。）
問：張愛玲為什麼始終沒有把香港當家？
答：張愛玲不以香港為家，最重要原因是她不需要家，只需要個棲身之所。
家不只是房產與家具，還有對土地的感情。一九六三年〈重訪邊城〉英文版寫了她許多親戚之所以陷在大陸，就是固守祖傳土地（hang on to land），這段中文版刪掉了。
後來長居美國，也絕對不是對那片土地有感情。根據她給於梨華的信，原因如下：「我需要的如privacy，獨門獨戶，買東西方便，沒有傭人，在這裏生活極簡單的人都可以有，港台都很難……」但這應該是久住以後的心得，去之前是不知道的，去之前，也看不出她有像洛貞那樣「不過想走得越遠越好」—這句話我們應該把它放在小說主旨來看，把它當一把鑰匙，去探究當時的中共為何給洛貞造成巨大的心理陰影。
張愛玲離開香港不是因為「想走得越遠越好」，最大證據是她當時熱中算命。依據〈重訪邊城〉英文版，她來香港前有去算命—算命就是內心不篤定，不知何去何從。張愛玲五十年代在香港問牙牌的問題，依據馮睎乾公布的起課內容，有「應否來港」還有「問去台灣」，可見人都到香港了，依然不確定來香港對不對。這段期間她在香港創作成果豐碩，不到三年就完成《秧歌》、《赤地之戀》中英文兩種版本，接美國新聞處的翻譯，還有大明星李麗華來請她寫劇本，赴美心態最可能是闖闖看再說，不順利再回香港即可。問題是她很快跟賴雅陷入熱戀，結婚了，當然就要住美國了。等賴雅在一九六七年過世，她已完全適應美國的生活。
但光從作品來看，香港對她的意義是比上海還大的。她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寫給鄺文美的信：「九七大限當前，還有更大的忙亂。我每次看到香港的消息都覺得恍惚，像有double vision疊印在九七前後的景象上。」
事實上，張愛玲過世後才發表的〈重訪邊城〉中文版（創作時間不可能早於一九八七年五月，因為台灣部分故意寫出席德進名字，卻把王禎和寫成「小朋友」或「青年」，可見是在王禎和得罪她之後），香港部分就有大量double vision的描述—明明是在一九六二年夜晚靜寂的街上獨走，眼前湧現景色卻是二十年前她與炎櫻一起逛的鬧哄哄市集。
結尾意象是「一縷屎臭」。張愛玲的解讀是：「我覺得是香港的臨去秋波，帶點安撫的意味，看在我憶舊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牽動著微笑起來，但是我畢竟笑不出來，因為疑心是跟它訣別了。」翻譯成白話：香港怕我太想念它，故意給我聞這個。這麼幽默，我卻笑不出，因為真的不捨，知道自己可能不會回來了。
至於為什麼既不捨又不想回來？這要看她描述double vision那段。她把香港帶給她的回憶比喻成一隻鍾愛的貓，舊地重遊是「一同封死在鐵桶裏，再鍾愛的貓也會撕裂你的臉，抓瞎你的眼睛。」
張愛玲中晚年也不是沒寫過上海，卻不見情感如此濃烈的文字。
問：香港對於張愛玲有何意義？留美的她對香港往後還有關注嗎？
答：一，香港形塑了她的金錢觀。一九四五年在〈我看蘇青〉文中寫到她夢見回到香港宿舍，回想起來就一直哭，姑姑也不懂她哭什麼。那段讓我們了解，張愛玲本來不知窮學生是什麼滋味，去了香港才知。換句話說，日後她遇到缺錢狀況，第一次來港經驗就成了最重要參考值，助她理解自己可以節省到什麼地步。
二，香港讓她理解自己抗壓的極限。《小團圓》開頭與結尾都是港大時期「大考的早晨」，主角拚死拚活唸書，變成日後的噩夢素材，但一定也讓她日後應付高壓時（寫劇本的截稿壓力之類）感到較篤定。
三，香港讓她理解計劃趕不上變化，還有禍福相倚的道理。在一九七八年她寫給麥卡錫那封信中，她說她老早明白禍福相倚的道理，但她這種經驗的第一次不就在香港？拚死拚活唸書，為了去英國，結果日軍偏偏在大考的早晨打到香港。學業中斷照理說是禍，回上海變名作家卻變成福。但如果沒有成名這個福，也不會引來胡蘭成這個禍，等等。六十年代，她又拚死拚活，這次是為了寫英文小說，挫折連連，沒想到反而在台灣成為名作家。這時她感受應該是：又來了。
四，香港給了她兩位知交：炎櫻與鄺文美。一九五五年船上那場大哭，就是為友情。
正因為香港對她意義非同凡響，因此她過世前相當關注香港。宋淇明明在一九八九年告知她不會移民，到了一九九四年，她只是讀到鄺文美信裏心情煩亂就誤以為鄺宋夫妻將要移民。後來意識到是誤會，下一封信就寫出她對主權移交的看法：「所以造成這大而深的誤會的是我有些顧慮老沒提起，認為是多餘的話，因為你們不會沒想到。例如好醫生即使決定不走，以後看形勢也許還是要走。不走，也可能會應召去專治政要。」意思是，張愛玲認為那些九七前不走的香港人，將來可能還是要走的。中國一定會改變香港，最好的資源將屬於紅色貴族專享。
同一封信繼續：「當然香港也許九七後幾年沒什麼變化，為了作榜樣給台灣看。但是Clinton明言不干涉攻台，不像前任還多少留點迴旋的餘地。亮起綠燈，九六年攻台也許不僅只是恫嚇。我甚至想，人在香港是不要緊，人在他手裏就可以設法要別處的錢。」意思是一國兩制能否維持她高度存疑，但兩制對中共多少還是有好處的，就是可以透過香港取得外資。
值得留意的是，這封信寫成時間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七日，她過世前十個月。
問：在〈浮花浪蕊〉中還有沒有重要的東西應該被讀到？
答：張愛玲沒在竹幕降下前的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而是在三年後才離開，這點跟〈浮花浪蕊〉中的洛貞一樣。當年沒離開，一是嫌麻煩，在一九四五年〈我看蘇青〉中寫：「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避難」，這是指逃到後方，後面用括弧解釋：「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不過更重要原因，應該是她原本對中共印象並沒壞到哪裏。《小團圓》交代如下：「在她覺得共產這觀念其實也沒有什麼，近代思想的趨勢本來是人人應當有飯吃，有些事上，如教育，更是有多大胃口就拿多少。不過實踐又是一回事。至於紀律，全部自由一交給別人，勢必久假而不歸。」
換句話說，張愛玲是贊同共產主義理想的，對剝奪自由雖有疑慮，但也只是疑慮。這可以解釋為何她第一時間不只沒避秦禍，還在〈十八春〉與〈小艾〉兩部新作的結局歌頌新政權。那為什麼她到了一九五二年要離開中國？一出來還馬上寫出《秧歌》？
要了解她的心境轉換，〈浮花浪蕊〉就顯得重要無比了。
〈浮花浪蕊〉有寫出上海資產階級說服自己不必逃難的說法：「日本人的時候也過過來了。」意即共產黨再糟也沒日本人糟。「在裏面反正大家都窮。一出去了就不能不顧點面子。」這話突顯了范妮的確有先見之明——她根本不必擔心變窮，因為她老早就窮了，她了不起之處，正是在家道中落後還有辦法維持門面，如果大家都變窮，她應該樂得輕鬆才對，偏偏是這樣的人知道要趕快離開，可見是為了自由。
張愛玲如此塑造范妮這個角色，是因為她一向偏愛「參差的對照」。同樣是受不了當時的中共政權，洛貞與范妮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范妮是追求自由，洛貞卻是為了良知，不想參與集體暴力。中共上台後數年，洛貞有意識到「光是窮倒又好了」。窮之外還有什麼？沒有明寫，讀者只能意會，倘若張愛玲沒刻意安排如此一條草蛇灰線，去突顯洛貞超級敏銳的良知，強烈過人的義務意識，讀者真會誤以為她跟范妮一樣，也是為了自由。
講明白些，創作〈浮花浪蕊〉時的張愛玲所以反共，已不只是為了自由（見《小團圓》），不只是為了譴責暴力與黨員互相出賣（見《秧歌》與《赤地之戀》），而是認定中共統治所要求的社會動員必會腐蝕道德。
〈浮花浪蕊〉有這樣的一句：「這年頭就連老朋友，有些話也不敢深說」，說的是當時中共曾煽動起羣眾對舊勢力與反革命的仇恨，舉報成為被鼓勵的行為，這就是社會動員。這也是為何〈浮花浪蕊〉關於末世感的描寫如此深具意義：「她想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覺。共產黨剛來的時候，小市民不知厲害，兩三年下來，有點數了。這是自己的命運交到了別人手裏之後，給在腦後掐住了脖子，一種蠢動蠕動，乘還可以這樣，就這樣。」
問：在晚期作品〈浮花浪蕊〉與〈相見歡〉中，張愛玲都寫到「盯梢」，又在《浮花浪蕊》中寫出時代有了「末世感」，當中有什麼含意？
答：末世感在〈浮花浪蕊〉表現出來的徵候是猖狂盯梢，〈相見歡〉亦有盯梢，但是〈相見歡〉的盯梢卻跟末世感不太有關係。哪一時代、哪一城市沒無聊男子？最應該拿來跟〈浮花浪蕊〉盯梢這段類比的，應該是張愛玲在其他作品中寫末世感的段落。
《小團圓》與《易經》都有寫到末世感，女主角經歷港戰時以為是世界末日，這是張愛玲廿一歲的親身經歷。但她在創作裏第一次寫末世感，卻是《傾城之戀》中范柳原「這堵牆」把「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那串深情款款的話。對世界末日有這種少女的浪漫想像，也是跟張愛玲的香港經驗有關，《燼餘錄》也有寫，港戰結束，好多人提早結婚。
那為什麼同樣是末世感，到了〈浮花浪蕊〉變成滿街故意過來碰撞洛貞肢體的輕薄男子？這一幕是洛貞離開前夕，戀戀不捨想再多看中國幾眼，卻只看到「這些人像傍晚半空中成羣撲面的蚊蚋」。
一九四六年張愛玲在散文〈中國的日夜〉中，她給中國人羣體的比喻是「補釘的彩雲」，然而一九七八年〈浮花浪蕊〉卻變成了「成羣撲面的蚊蚋」，這兩種比喻，讓我們看見在那三十年間，張愛玲對中國的觀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