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也想不透，大江健三郎對《再見，我的書！》（2005）的瘋狂構想，究竟是持怎麼樣的態度。這本書被視為他的半自傳三部曲（前兩部為《換取的孩子》、《憂容童子》）的終篇。主角長江古義人的原型很明顯就是作家自己，而他通過這個假面，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精神冒險。來到最後一部，冒險也最驚人。作家主角在半自願的情況下，把自己位於北輕井澤的別墅提供給一伙年輕人進行恐怖主義訓練，自己也答應在襲擊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
主導這個襲擊行動的，是古義人的建築師老朋友椿繁。為了撼動日益壯大的軍國主義，椿繁計劃以高效能炸藥炸毀東京市中心的一座摩天大樓，但前提是不能有人傷亡。古義人被編派的角色，是在爆炸發生之前，到電視台以著名作家的身份要求直播，向全國宣佈即將發生的事件，並呼籲大樓內的人士及時撤離。
這本書所思考的問題極其尖銳，它的核心設置也令人非常困惑。小說對恐怖主義者的處理，就算不能說是描寫得相當正面，也至少是為他們提供了堅實的理據。而當初被迫後來自願的古義人，態度也十分曖昧。他作為小說家本人的代表，令讀者難以把握大江的立場。我初讀此書時有強烈的疑問：就算針對的是試圖復興軍國主義的右翼政權，可以在小說創作中合理化恐怖主義行為嗎？
在二零零七年所做的一場全面性深度訪談中，大江對這個問題作出回應：「我在小說世界裡，寫了年老的自己被恐怖主義所吸引。在現實中，身為知識分子，我沒有作過包容恐怖活動之類的發言；就個人意向而言，也並未傾向於恐怖活動。儘管說是自殺式爆炸，但恐怖活動就是恐怖活動，並不僅僅自己一人死亡，同時也在殺死別人。但是以小說家的角度來思考，則又是另一個問題。身為小說家，需要以包括所有奇思怪想在內的方法來進行思考，自己被賦予了這種創造性想像力的、完全意義上的自由。」他又說，在強大的權力機器的巨大暴力面前，他想探索的是一個絕望的老人兼小說家，如何能「自由地行動起來」、「以文學進行戰鬥」。
大江提到曾經和已故的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薩伊德談及這個構想，而對方只是緊緊地握着他的手。薩伊德本人便因為站在巴勒斯坦人的立場批判以色列，同情針對以色列的種種抗爭行為，而遭到了非議。大江視薩伊德的反應為默默的理解。所以，就算在現實中不主張恐怖主義，在小說世界裏卻不應有任何禁忌：「所謂小說家的想像力，其某一部分經常是非合理且奇怪的東西。〔……〕現在時代已經墮落成了何其怪異的東西，何等反人類的人物將可能統治世界和日本？但是能夠以文學最為尖銳地表現這一切的，並非像我這等至死都不會卸下『民主主義者招牌』的人物。能夠做到這一切的，我認為是那些推出充滿毒素的人生觀和政治論的作家，諸如喬治．巴塔耶、莫里斯．布朗修，以及那些具有超現實主義所解放了的、全盤否定和全面破壞之力量的人。」
大江上述的一番話聽來頗為驚人。這超越了「在文學中描寫恐怖主義」的層次，對一些人來說可能等同於主張「文學恐怖主義」，即是「以文學來實踐恐怖主義式的行動」。當然，後者只能是一個比喻，因為文學不是炸彈，是沒有真實的殺傷力的。它所指的其實是「通過文學來對體制價值觀作出『全盤否定和全面破壞』」。它觸及的是文學是否有特權無視任何道德規範，超越任何道德界線。這樣的問題經常在涉及性或色情描寫的個案中出現，但它其實牽涉極廣。在大江的例子中，涉及的是政治道德的問題──如果在現實中我們都以反對恐怖主義為正確的政治道德取態，在文學中我們是否應該採取相應的立場，只能批判和譴責恐怖主義，而不能站在恐怖主義者的立場來思考，充分地表現其主張，甚至是寄予理解和同情？
可是，什麼叫做「站在恐怖主義者的立場」其實是沒有清晰定義的。文學解讀永遠存在曖昧性和多義性。你既可以找到理據批評大江在《再見，我的書！》中同情恐怖主義行為，但也可以說他其實是暴露出恐怖主義的內在矛盾和不可行。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他寫的根本不是貨真價實的恐怖主義。事實上，大江身為一直掛着「民主主義者招牌」的作家，描寫恐怖主義的時候始終有其先天的自我約束。書中的計劃包括了避免傷亡，目的只是製造震撼，而這計劃最終亦敗露，無法達到任何效果。他極其量只是做了一個恐怖主義思想實驗而已。也許，這就是大江的界線──文學作為想像力的實驗，不能受到任何約束，更加不能服從任何權威，要不文學就會失去它真正的意義，實踐自由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