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上一次以某個人物為中心來策劃紀念專題，應要數到二◯二◯年的張愛玲特輯。做人物紀念專題着實不容易，畢竟人的一生有太多故事，而且人是如此立體，要向讀者呈現哪些面向，有什麼值得今人繼續探問，都是策劃時必須思考的。 無獨有偶，無論是張愛玲和余英時，二人都與香港這片土地結過緣。漫長一生中，幾年光景只匆匆，但在香港的短暫歲月對他們來說是如此重要。像余英時昔日在石龍車站上選擇留港，就成了徹底改變人生的偶然，「是決定我一生命運的關鍵時刻。」 於是，在專題訪問中，除了人物的生命故事，我念茲在茲的還有香港。 上世紀五十年代，余英時初來香港，在越過羅湖橋的剎那間，「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而在他留港五年間，確切地體驗到這份自由並非錯覺—那年代的香港，享有言論、學術、思想自由，方能撞擊出豐碩的文化，開放多元的思潮。 那是我不曾親身經歷過的年代。那片自由的土壤，如今看來更覺遙遠。 然正因如此，我們身處當下，更加需要再讀余英時。不必要求追隨他治學立說的步履，而是一些做人原則和態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即使時代變遷，追求自由、公義的精神，都是不變的普世價值。 時窮節乃現。讓我借余英時的文字作結：「知識分子必須在自己與權力之間劃一條界限，不能不講原則，不能隨便妥協。」願波譎雲詭之時，我們都能擇善固執，做一個不隨便妥協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