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觸發全城有關紀錄作品倫理的爭議。紀錄者與被拍者間，到底存在怎樣的權力關係？為了呈現所謂的「真實」，可凌駕個人意願嗎？ 除了以上討論，其中一點最教我深刻的，是片中角色之一的阿聆，於本刊網站刊登的自白文章中寫道：「在對拍攝對象有限的認識及篇幅的限制底下，導演如何確保在每人只有十多分鐘的片段內，各拍攝的對象故事能被忠實呈現？」 稍有自省的記者都該抹一把冷汗。我們常言，對此工作的熱愛源於可短時間內認識某人的一生跌宕起伏，如以妙招偷取道士以百年煉成仙丹。然而，再現 (representation) 的暴力，常被忘卻。寫作或紀錄形同謀殺。我們把人或事物記進史冊，被描摹下來的，其聲音比主體本身更大，更易被記認，包括種種粗淺與誤判；同時，我們決定不寫什麼，把什麼排除史冊以外，也等如從此讓它被剔除或忘記。 香港的少數族裔社羣，在此城的再現時空，就是被夾在一個個扁平的印象之間。他們可以是糾黨的幫派、刀手、「假難民」，可以是不能融入以華裔港人為主的社會的「異己」，或NGO服務機構眼中的需介入的「問題」。 年代急轉，新一代少數族裔比誰都意識到此問題，於是以手上媒介自己講自己故事，不被 事的鋸齒切割肢解。今期封面，我們就讓他們自己擔當事者，說起自己故事來。 採訪期間，感深刻的是，好幾個受訪者都說：「我說一遍我的故事，其實也是在療癒自己。」其中一個受訪者甚至在採訪開始前，已哭成淚人。但他們都勇敢敞開自己仍淌血之傷，並深明事以及向世界宣告之必要。故事讓扁平的印象，還原成一個個血肉之軀，一個個真實模樣，變得可親可感──這正正是種族主義者及製造偏見的強權極怕看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