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飲食美學、東方花藝與茶藝，矢志追求「和、樂、靜、雅」的人生。希望透過健康的家庭料理， 把美感的領悟伸延到餐桌設計和花藝，打造和諧又溫暖的氛圍。

在現代，當一位中菜主廚，一點也不容易—要廚房領班、在廳面察看食客需求、在街市想新菜、在書店閱讀進修……更需為尋珍、尋鮮而上山下海。也全賴這一期封面故事受訪的主廚們，我才知道，原來香港擁有如此豐沛的海陸新鮮食材，多是有機、可溯源，以不花巧的做工已能烘托原味。實踐可持續生活模式的門道，離我們一點也不遠。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法國人盧米埃兄弟（Auguste and Louis Lumière），在巴黎公開放映他們拍攝的十部短片，共計二十分鐘，這場商業放映會常給影迷視為電影誕生日，盧米埃兄弟則是「電影之父」。在電影發源地，法國人把電影稱作第七藝術，地位崇高。一九三九年，法國籌辦第一屆電影節，找來路易‧盧米埃（Louis Lumière）擔任主席，惟因戰亂取消。戰後一九四六年，第一屆康城影展舉行，南法海岸這座遍植棕櫚樹的城市，從此成為全球電影人的夢想之地。而影展競賽頒發的金棕櫚獎，紅地毯盡頭的最高榮譽，代表着藝術成就的頂峰。 今年康城影展來到第七十五屆，籌備這期封面故事時，了解更多金棕櫚獎座背後的故事。原來電影人手上這個獎座，同樣承載着頂級craftsmanship。獎座設計的特色、理念，以至專業工匠製作的過程，顯現出製作高級珠寶與製作電影一樣，都是才華、辛勞、堅持缺一不可。

是次以「立夏」為主題的封面好比一部公路電影。各個受訪者都手握着一點夏天的碎片，讓我得以在初夏穿梭於浮城，尋訪夏季產物及工藝，沿途微觀香港夏日。埔姜在夏天長得茂盛，昔日居於荔枝窩的客家人就將之入藥，今日的年輕駐村藝術家，再以創意將傳統智慧重現；竹藤編是屬於夏日的傳統工藝，竹篾交錯，一竹一世界，也令年輕工藝師立志守護；繡莊售賣涼蓆的傳統由來已久，傳人把家業傳承至今天，補蓆之餘，也令工藝暫時不致失傳。頌缽藝術家曾文通說，人應臣服於大自然；花藝師魚魚則說，不時不食才是最適切的生活模式；WHIZZ則以獨特的音樂魅力，擁抱夏日的絢爛及暴烈。炎夏，原來不只有潮濕黏膩的一面，還有着無窮生命力。

早排有次午膳，同事談起最近我策劃的題目有點沉重嚴肅，喂，開心啲啦。我說畢竟整個社會都很抑鬱。而對方的回應是：所以更加要發掘一些得意開心的故仔。 後來忽爾想到日常一個口頭禪：笑死（siu4）。 日常生活中，看到好笑meme梗圖，聽到好笑的趣聞，都會令人「笑死」。原來分享快樂很重要。像今次封面專題訪問多個本地搞笑之人，有meme版主、棟篤笑組合、搞笑藝人東方昇和阿正，他們努力地苦中作樂，以笑的力量感染別人。他們說，笑是治癒，是圍爐。笑是一個讓人繼續生存下去的動力。 老實說，當然也有笑不出來的時候，尤其遇到荒誕無稽之事，百般無奈，惟有冷嘲拋下一句「笑死」，亦有人以玩笑來嘲諷。也許像好青年荼毒室的鹽叔所言，笑是無力感下的最後救贖。 想起去年在一個音樂會上，歌者在最後演唱了黃耀明的《祝福你快樂》：「祝福你快樂 再不知多講些甚麼／祝福你快樂 願上天終於給你幫助／何日何地 或會問句你好嗎」 不論你身在何地，難過或窘迫，不安或孤獨，願笑能夠帶給你一點點力量，繼續向前走。 唯願是年月好好的對待你。

咕嚕肉有一種普及性，上至星級中菜廳，下至地小菜館、兩餸飯小店，都總可見這緋紅中夾雜青與黃的身影。酸酸甜甜，三歲孩提以至七老八十都樂於此味而不疲。 但咕嚕肉也是一道很腌尖又矛盾的菜式。 口味家常，但烹調功架卻絕非普通人家能輕易掌握。賣相未必討好，卻極講究黃金食用時間。你若是晾在桌上二三十分鐘，口感已經相去甚遠。 變幻原是永恒。咕嚕肉作為粵菜中的經典，這些年也一直在廚師們手上變奏着。菠蘿可成乾或化粒，糖醋汁不再只限於糖與醋，肉件或方或菱或長條。甚至乎見「肉」不是肉。 「繼往聖、開來學」，咕嚕肉的未來又會有幾多可能？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艱辛的年代，經濟轉型、社會運動、疫情肆虐……種種問題此起彼落，彷彿也催快了時代的步伐，迫使城中大小老店連環提前結業。很多店來不及說再見，已悄然消失；來得及告別的，卻日子無多……

訪問之時，戲院尚未解封。因第五波疫情嚴峻，全港戲院自一月七日起停業，一停就近四個月。問人上一次入戲院看的是什麼電影，對方總要想一想，因為恍如隔世。問人上一套看的網片是什麼，也不容易回答，因為實在看了太多。 疫情下的新常態，是觀看網絡短片成為人們的主要娛樂，網台以前所未見的姿態崛起，影響力愈來愈大。 重看《明周》在二○一五年七月推出的封面故事《自主拍嘢 新新浪潮》，其時港產片萎縮早是不爭的事實，小學生也開始拿機拍片；受訪的黃飛鵬參與的《十年》還未上映，黃進入選「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一念無明》開拍，游學修和何啟華因學舌鳥成名不久……人們把目光放在YouTube短片和獨立電影的新導演，期待新新浪潮的未來，活出獨立自主的精神。 時至今日，在疫情的催化下，網台以前所未見的姿態崛起，影響力愈來愈大，號稱「改朝換代」，不同風格、定位的創作者也利用網絡的自由度找到自己一片天地，想像影像創作和媒體的未來。社會或許被愁雲陰影籠罩，但遮蓋不了他們的鏡頭，他們仍有很多故事想講、很多實驗想試。

生命可貴，善終難求。人活着，盡情追求精采，臨終一別，也只求無牽無掛。若把死別視為一個過程，能讓逝者走得無憾、生者釋懷，是值得探究的課題。 社會進步，「好死」不再是忌諱，長者也冀望死而無憾、帶着尊嚴辭世；在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善終概念更受關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推動的「賽馬會安寧頌」計劃，為香港的晚期照護服務帶來轉變，讓臨終長者掌握更多選擇，決定自己的離別曲該怎樣奏。

《明周文化》去年策劃「香港文學 迷霧裏重行」的封面故事，以三位本地著名作家黃碧雲、淮遠和董啟章為主，收錄新作和專訪。今次則聚焦於本地九十後寫作人，同樣兼有訪問和作品刊登，各擅不同文體和寫作語言，當中更着重寫作者身處和發表出版的地方，面對本地創作和出版自由受壓的環境，他們如何在或遠或近的距離下寫作。希望藉此專題，呈現新生代的寫作和思考，像關注的議題、個人生命經驗，共同經歷時代的寫作狀態，同樣是這一代香港的書寫隱喻。 在拍攝封面相的時候，攝影師建議筆記簿要有一行字，寫什麼則由我決定。於是我急忙想了想有哪一句能代表今期封面題目。忽然想起最近朋友借我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 Klíma）的《布拉格精神》，閱讀時我在筆記簿抄下好幾段深有感受的段落，碰巧也是朋友摺角的書頁。 封面手抄的這句，來自克里瑪和美國作家Philip Roth的對談。他們談到捷克作家的處境，民族的嚴酷命運意味很多強制性的主題，作家受環境所迫而寫。對於寫作人來說，外部的壓迫限制，或會窒礙思緒和下筆，苦苦掙扎，混雜各樣情緒，甚至失語無法書寫。而克里瑪長年受極權統治下，生活處處壓迫和不自由，但他依然繼續寫作，尋找發表空間、傳閱的機會。苦難中，他深切體悟到，寫作是個人能夠守住的最後場所。 於是他一直寫下去，寫下捷克文學重要一頁。「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誕生是創作者抗議的吶喊， 抗議籠罩着他、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人，以及他的時代和他的語言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