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四月，風光明媚，繁花盛開，空間中飄送着蒲公英的種子，處處洋溢朝氣活力。如此美好的春天，米蘭設計周回來了。米蘭設計周對上一次在四月舉行，已是二○一九年的事了——那是在疫情尚未發生的時候。尤記得設計周開幕首天，問設計師、策展人感受如何，他們由衷慶幸說天氣真好，春天真好。米蘭國際家具展（­Salone del Mobile.Milano）今年踏入第六十一屆，大會公布參觀者達307,418人，較去年增加一成五，其中六成五為海外採購商和行業經營者，主席Maria Porro表示反應超出預期，反映隨着各地解除防疫措施及旅遊限制，家具業界迅速重拾國際市場。在家具展主場館以外，米蘭市區「場外沙龍」（Fuorisalone）還有多達近千設計展覽及活動，尤其可以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設計師，他們許多都是第一次參展米蘭設計周，帶來了充滿實驗色彩的新作。

戰爭，距離我們有多遠？ 我的名字是Daria，廿三歲，來自基輔。我的名字是Alex，廿四歲，來自敖德薩。我的名字是Kate，十八歲⋯⋯ 一連串簡單的介紹，就像你和我一樣。 可是，在烏克蘭，一連串的自我介紹，一連串的日常，在地球的另一邊看來，是如此觸目驚心，是如此美麗，又是如此令人傷痛。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兩天之後，法國攝影師Orianne Ciantar Olive在社交媒體創立了名為Stuck In here的Instagram平台，收集烏克蘭年輕人的照片。那些戰火下的日常，酒、派對、裸體、擁抱⋯⋯ 沒有血淋淋的殘酷畫面，可是，這些日常，呈現比炮彈和死亡更強大的力量。戰火下的日常。就是這樣。不同的空間，我們卻分享着同一天，同一小時，同一分鐘，同一秒。 某一天，因為某些人的決定，許多人的生命和生活因此改變。生活還要繼續，但拍照的人都知道，生活已經不一樣。 如常，也許，也是一種反抗。 戰爭，距離我們有多遠？

策劃新詩專題的想法早於一年前已萌生，沒想過，直到今年三月底，許鞍華的紀錄片《詩》於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成為這期封面的契機。 《詩》甫開場，在大銀幕上看到淮遠、飲江等詩人分享遣詞造句的趣味，已覺過癮。匆匆追溯西西、也斯等多位重要詩人後，鏡頭先後聚焦兩位詩人黃燦然與廖偉棠，細看作為詩人南轅北轍的狀態。對於一直策劃文學專題採訪的我來說，那時觀影最早浮現的感覺是，能夠讓純文學愛好者以外的觀眾一同坐在文化中心大劇院裏看香港詩人說說字裏行間的詩意、談寫詩讀詩的精神價值，這本身已經是一件事：讓處於邊緣的香港詩被更多人看見。 雖說邊緣，近年香港詩卻有點「喧鬧」，一方面是不少詩集出版，尤其以年輕詩人為主，在出版界都算難得。另一方面，詩集卻逃不過於公共圖書館下架，去年底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宣布雙年獎及推薦獎均「從缺」。所謂邊緣的香港詩竟然以這種形式成為新聞話題。 於是，今期嘗試呈現幾代詩人的傳承與變革，寫詩的思考與出版的困境，當我們談論香港詩的本土與游離，複雜多元，又何嘗不是我城的種種意象和詮釋？

拿起刷子，把牆上的粉色掩蓋，白色油漆下的一抹粉紅，仍是清晰可見，猶如同性戀者被強行改變性傾向。 封面題目的「拗直」意指「性向試改」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是指所有為消除同性性吸引，促使個人被異性性吸引的嘗試，最常見的方式為接受俗稱為「拗直治療」的療法（conversion therapy），或稱扭轉療法、轉化療法、性傾向治療、性傾向矯正療法、性傾向迴轉治療等等。此等「治療」建基於假定同性戀是病，需要醫治的認知概念之上。 早在五十年前，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已投票表決， 把同性戀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中除名。然而，今時今日的香港，仍有性小眾接受各形式的「拗直治療」，並因此遭受巨大的身心創傷。 在今年的國際不再恐同日來到之前，我們探問：「到底是什麼讓人拿起這把刷子？」

與魚肉腸、甘大滋等經典零食一樣，原味四洲紫菜是如今我回憶起來覺得很美好的童年時光。不過，我一直習慣了它作為「零食」的身分，直至入行後、某次親眼看過一位資深日籍壽司師傅如何用恭謹的態度烤作海膽軍艦的紫菜（即海苔），才漸漸對它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壽司之神」小野二郎曾多番強調醋飯與魚材的關係，但個人之見是，他也許低估了海苔的重要性—至少於海膽軍艦而言。那烤得脆薄的海苔與鹹鮮豐腴的海膽形成極有意思的衝突對比，讓我一直記到今天。 不過今年初，日本卻傳來壞消息—海苔失收了，不論產量、質素都受到影響，其嚴重程度更讓事情登上日本全國新聞。高質素海苔供應下降，導致拍賣價格飆升，不少壽司店也得承受成本上漲……一連串的連鎖反應，令很多人開始關注日本海苔最大產地——有明海近年的產業狀況。 原本擔心：現在是適當的時候，「打攪」當地漁協和漁民們嗎？沒料到當局非常熱心，立馬協助籌劃了行程，一同籍採訪將海苔之美傳遞出去。佐賀地方小小，人口不多（佐賀市人口二十三萬），好像每個人都有親戚或朋友從事海苔相關工作。老實說，好幾位都誠意拳拳請我們「說好佐賀/海苔故事」，甚至堅持請我們吃很多東西……但他們的熱情好客，無不出於他們對海洋、海苔和這處地方的着緊和熱愛吧。

香港電影近年實在相當熱鬧，話題不斷。但是，無數話題裏卻鮮少關注一眾用心寫好故事的編劇。 去年曾和同事合寫新導演專題，關注這段時期鮮明冒起的「四字電影」新導演浪潮。當然，談論一套電影好看與否，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劇本精采，或感動細膩，或刺激震撼，大快人心，編劇實在功不可沒。然而，作為故事的寫作者，他們站在更後方的位置，長年累月用心琢磨劇本，在「寫劇本」即「反覆改劇本」的修煉，付出和收穫往往不成正比。 於是，我想用一期封面故事聚焦如今年輕一輩的香港編劇。今次找來四位入行經歷、訓練、寫作風格各異的編劇受訪，希望呈現編劇的不同形態，既是分享劇本背後意念和創作精神，也想了解現時職業編劇、自由身編劇各自在工業內面對的不同現實問題。 如果說香港電影復興，人才輩出，那麼我們在看見一眾用心的電影人後，或許進一步要問的，其實是我們能否迎來更健康更多元的工業生態，讓所有創作崗位的專業和堅持都得到尊重和肯定，這樣也許才讓所謂復興不僅僅是曇花一現。

三年疫情過後，香港終全面解除防疫措施，重新向國際社會say hello，打開大門歡迎外地旅客。三月，藝術市場盛事之一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Art Basel Hong Kong），迎來第十屆並回歸「正常」規模，在會展的兩層展覽空間舉行，吸引逾一百七十家國際畫廊參加。場內人潮湧動，氣氛熾熱，連同另一邊主打新銳作品的Art Central，以及城中分布各處的藝術空間如M+、香港藝術館、H Queen's、The Mills等大大小小的展覽和活動，彷彿藝術嘉年華般熱鬧。然而，一切真的別來無恙？自二○一九年以來，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都有所變化，亞洲的藝術市場板塊也悄悄移動了。曾是區內最大藝博會的Ar t Basel Hong Kong，如今要面對新的挑戰：首爾和新加坡都分別在去年與今年初舉辦了首屆大型藝博會，反應具體反映在不俗的銷情上﹔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外界也關心藝術展品的內容會否因此受限，影響畫廊的取向……市場能否完全復甦，還有待觀察。

從屢創本地票房奇蹟，到上個月揚威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的熱話可謂一時無兩。值得留意的是近年愈來愈多新導演冒起，透過不同方法成功開拍首部電影，以獨有觸覺來說故事。 是次封面專題找來五位首次執導長片的新導演，剖白創作意念和經歷：何爵天憑改編奇案的《正義迴廊》一鳴驚人，創新本地票房紀錄，他坦承執導的野心和憤怒；多年來關注基層社會的林森，在《窄路微塵》中呈現疫情下香港人的生活狀態，即使日子艱苦，諸多掙扎與失意，始終不忘交換善良；同樣拍獨立電影出身的曾慶宏，卻交出一部以自身原生家庭故事為藍本的《過時．過節》，觸動親人散聚的共鳴；曾憲寧的《燈火闌珊》雙線並行，關懷女性喪偶之痛，也紀錄霓虹燈飾最後餘暉；居港馬來西亞導演劉國瑞，憑《白日青春》在金馬獎連奪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原著劇本，以異鄉人敏銳目光深入觀照流動的城市、流動的人。 幾位新導演爆發出的新火花，或熾熱如燄，或溫柔若燭，照亮更多我城不同面貌，直入人心。

「雞有雞味」，曾經是一句流行語或者對原創者充滿戲謔的說話，但多年後回頭細心想想：你真的常吃到香氣四溢、肉質充滿彈性，同時味道鮮美可口的雞嗎？ 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首次發現禽流感傳人個案後，多次撲殺家禽；相較不時斷絕的新鮮雞供應，穩定供應又價廉的冰鮮雞愈來愈為大眾接受。另一個轉變則出現於要求雞要全熟，和傳統要九成熟、「見紅」以保嫩滑大為不同。這情況何止是「雞」，連「雞蛋」也要全熟。 如果有朝一日，香港全境都只有冰鮮雞，全部賓尼迪蛋都是hard boiled egg，而有濃郁雞味的雞變成一個遙遠的傳說，那或者不是世界末日。不過「有得揀」總比「無得揀」好，今期《明周》封面故事找來一班盡力地讓大家仍然「有得揀」的人，分享他們的努力。

這次封面專題，寫的是兩座「城中村」各自面對的命運。 石梨坑村與鄰近城鎮關係緊密，是社區構成的一部分。這條依山而建的村，雖與外面的石屎森林只相隔一條石排街，但已出現「城鄉差異」，那裏的人仍過着相對原始的生活。我跟村中土生土長的兩位女生談起，才知她們跟城市小孩的成長經歷並不一樣，通山跑、不怕昆蟲、對濕度溫度感覺強烈等等；與大自然共生，是住在這片土壤上的人之共通點。 比起石梨坑村，安聯村則更隱世；這裏街燈、柏油路從缺，七十年代以前，還是靠燒煤油照明。我首次走訪該村，只知它「隱身」魔鬼山中，途中既沒路牌，亦沒標記，只能隱約地從Google地圖中看到似有還無的山徑。沿路向登山者詢問，竟沒有人聽聞過山上有這一條村，反問：「住咁僻，又冇車，點返工？好慘囉。」或曰：「應該係啲人霸塊地，梗係非法起屋啦。」 這些大概是人們對寮屋村一廂情願的解讀；什麼非法僭建、生活環境惡劣、交通不便，統統標貼於每條寮屋村的牌匾上。所以，難道將之全給拆除，就是改善他們生活質素和城市景觀（還有覓地建屋）的辦法？每一次收地拆屋，或是有人在村民家門前大興土木，只見他們無不站出來捍衛家園；明知是雞蛋對高牆，仍要奮力一戰。即使過程艱辛、難熬，勝算亦不大，依然力抗到底；為的是守護自己這一輩子過着的生活模式，當中價值不能量化，也難以用金錢兌換，卻是無比珍貴。 後來，有次我在大霧中踏進安聯村，猶如進入人間仙境一般。雖然那裏沒種滿桃花，我卻像《桃花源記》裏的漁人，一排排的果樹、蜿蜒的山路、路旁矮小的石屋，如畫景象盡入眼簾，驚歎塵世還有一處不被沾污的地方。如今世道，能擁有這片與世隔絕的天地，可以不問世事，好好過活，確實難得。所以，若問寮屋村價值何在，怎麼只會是間缺點多多的簡陋石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