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縱使有某些場面處理失誤，《940920》整體來說依然是一套優秀的劇集。穿越線索的設計十分精心，演員的表現也非常稱職，可見出揣摩角色的用心，只要細心體會，許多發展都有妥當的鋪排。至於攝影、配樂、美術等，更加可說是高水準之作。當我們知道劇組背後面對的困難，對他們的付出更增添敬意—因疫情而突然取消到台灣拍攝，在短時間內大幅修改劇本，在緊絀的資源和有限的時間下，出現瑕疵和不足是可以諒解的。

當然創作成績始終以作品為準，誠意不是護身符。善意的批評對創作者也是一種激勵。不少有心人在處理手法上提出了意見，這些我就不重複了。我不打算用假設作品如何修改會更好的角度，而是把它視為一個完整的創作成品，去談論它蘊含的意義。

談論《940920》，不得不把它和前作《二月廿九》比較。這比較不是在於哪一齣拍得較好，或者較得到觀眾的歡心。如果純粹落在感受的好惡上，很容易會因為對《二月廿九》的偏愛，而對《940920》產生錯誤的期待和不公平的挑剔。我想作的是創作意念上的比較。同為穿越題材，前者處理的是穿越到未來，而後者是穿越到過去。穿越者的使命因而出現差異。同樣是為了改變命運，前者是去阻止未來的車禍和Yeesa的死亡的發生，而後者卻是去阻止余家聰的母親自殺，以及阻止阿月作惡。兩者的分別是，未來的事雖然早已預知，但事實上是未曾發生的，也因此是有可能改變的；相反後者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日已經發生，並成為事實刊登在報紙上。前者的可能性是開放的，而後者是封閉的。無論Yeesa還是林楚凝，回到過去也不過是去圓滿和完成早已發生的事。這裏有一個弔詭，即在翌日報紙上報導的事，已把Yeesa和林楚凝的介入包含在內。也即是說，她們的穿越是必然的，沒有選擇餘地的，因為是已經發生的。這成了一個悖理的迴圈。

這個悖理的迴圈牽涉自由意志的問題。在《二月廿九》裏，余家聰經常把自由意志掛在嘴邊，但在《940920》裏，他關心的卻是記憶和人的存在意義的關係。把兩劇連繫起來的，是「犧牲是改變命運的條件」這個主題。但是劇中也多次強調，在單一時空中，過去是不能改變的，就算懂得穿越也無補於事。所以她們回到過去其實沒有改變任何事實，而只是參與和實現那些事實。在A時空中，會長余家聰的母親照樣會自殺死去，在B時空中，作家余家聰的母親活下來亦是已知事實。林楚凝和Yeesa合力的唯一作為，是令時空一分為二。不過，這個一分為二，不是在她們的穿越行動之前已經成為事實了嗎？如果為了證成這個時空分裂她們必須穿越，那她們的決定還算得上是自由意志的決定嗎？如果犧牲其實是強迫性的（必然的），林楚凝的犧牲還算是犧牲嗎？這跟《二月廿九》中余家聰的犧牲不同，他的犧牲不是命運的必然（沒有預告也不是既成事實），而是他自主作出的。劉俊謙

也許我們可以再次借助康德的哲學來解釋。雖然有曲解康德的嫌疑，但當作一種創作性的挪用，我覺得也是無妨的。康德說，人是既自由又服從法則的存有。人不但必須服從現象界的法則，也應當服從超感知界的道德法則。道德法則不是出於外在的他律，而是出於內在的自律。自由意志為自己立法而成為道德律，所以自由和應有之義是互為表裏的。假使犧牲除了出於愛，也出於義之應當，那就是一個道德決定。林楚凝在道德決定上實現了自己的自由，但在受到時空條件限制的現象界看來，她好像只不過是做了命運所決定的事。上面說的迴圈從轉換層面或觀點（現象界和本體界）而得到解決，自由與限制並行不悖。

自由意志的問題也可以用來解釋阿月這個人物的出現。自由意志包含行善的可能，也容許作惡的可能。在《二月廿九》中，自由意志只有善的一面。所有人的目標都是拯救未來的Yeesa（其實將死的是Ryan），而Yeesa自己亦準備好犧牲自己。《940920》引入了奸角阿月，表面上好像改變了類型（變成驚慄劇）而令觀眾措手不及，但其實是承接前作自由意志的問題。因妻子之死而變成反抗上帝的惡魔，阿月在骨子裏其實和其他人一樣，不甘於被大於自己的力量所擺佈，而試圖主宰自己（和他人）的命運。他是自由意志的負面變形。這是《二月廿九》的由自意志主題的深化—自由除了關乎選擇，還關乎選擇什麼。在善的意志方面，人除了要對抗命運（現象界的時空規律），還要同時對抗惡的意志。所以結局才需要由Yeesa和林楚凝兩個來自不同時空的人，來合力實現那終極的任務—消滅阿月（保住A時空）和拯救家聰母親（打開B時空）。由此證明，阿月這個人物的設定是有主題上的功能性的。

阿月的決定雖然出於愛（對逝去妻子的執念），但卻違反義（不道德）；林楚凝的決定則同時出於愛與義，所以才堪稱為犧牲。無論是《二月廿九》還是《940920》所說的犧牲，也不只是出於私意，而同時有一種義不容辭的意味。愛善合一，情義兩全，這就是兩劇同樣令人動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