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狗和紙皮盒。
一個生命體和一件死物，兩者區別，天賦價值的不盡相同。前者象徵與生俱來的生存權利，無關乎美醜、物種、性別或能力；後者取決物件本身的物質性，功能、體積、盛載重量、實用程度。一個血肉之軀的「感知」賦予其道德地位，免於受苦並獲得善待；一件死物在邏輯上沒有受苦或享樂能力，它被如何處置，用完棄掉或循環再造，觀乎人的選擇，不必涉及道德對錯。
然而，在特定情境下，流浪狗和紙皮盒在法律上所獲的待遇幾乎等同，這實在令人發噱地弔詭——在香港，如有汽車撞斃流浪狗，司機不顧而去（Hit and Run），並不屬於違法。這就是，司機不必如撞倒路人一樣，必須停車留步、撥電報警和記錄口供，因撞倒的，不過是如紙皮箱一般的死物而已。
沒有宿主的動物，如狗隻沒被植入晶片，能否成為社會公民的一分子？或只能堪如死物般活得如行屍走肉，按着一個地區的法制訂立、執行來斷定其命運？事實上，在香港的法制下，流浪動物甚至可比一枝燈柱的地位還低，汽車撞向燈柱或會構成毀壞公物罪，也得負上民事責任，司機撞斃流浪動物則不存在任何法律承擔。
牠們的自由和權利可受到法律保障？
且看其中一條相關法例《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第一六九章，最高刑罰是罰款二十萬及監禁三年。條例作為保障動物的重要憑據，罰則對觸犯法例起阻嚇作用，似是完備也合情合理。然而，近日動物受虐的案件卻是接二連三：
三貓狗被困膠籠棄置在大嶼山石灘、唐狗被虐殺棄後被掉進海中、青衣長發商場有白鴿被平切雀尾、大埔有一隻白鴿被阿伯以氣槍射殺、兩個月大小狗被綁嘴綁腳棄置於元朗屏信街拉圾站……
從過去案例作一參考，二○一一年，一名電腦技術員年因不滿鄰居的唐狗吠聲滋擾，向狗隻潑天拿水並點火，唐狗最後被人道毀滅。裁判官形容被告「行為極之殘忍、滅絕人性，是他過去二十年，處理最殘酷和最壞的案件，斥責被告不尊重生命。」被告最後被判入獄八個月，跟條例的最高刑罰監禁三年，甚有差距。
而有關虐待動物的官方數字、動物案件的成案率，警方亦一直未有公布。
難以追究的責任
或試想像，一隻動物如何在香港法制下行使公民權利，遇害後可有語言能力落口供、向當事人追究責任，或向律政師申請覆檢；人證、物證、舉證、搜證能否俱在，最終獲得一個公平的判決？這點，足以使警方的調查結果往往來得荒謬而悖離邏輯，並且難以追究。
這總令我想起一隻「會搭升降機的貓」，二〇一二年，牠一直住在深水埗某舊樓天台，可說是一隻被放養的社區動物，牠每天等阿婆或義工餵飼，是親人的可愛小貓，更讓義工為牠帶上貓帽拍照。這天台，平日少有閒雜人等涉足，按理牠並不容易被人傷害或虐待。但一天，牠竟被發現血泊於天台，被送往診所後診斷是下顎骨完全斷裂兼嚴重內傷，但牠一直沒有悲鳴，忍痛能力很高，診所後來給牠取名「黃忍」，意謂牠是一條小漢子。
義工也第一時間報警，第一天，傳媒都來報道，警方亦派出四、五名探員和十數名軍裝到場。在四天後，動保團體更發起黃忍燭光悼念晚會，在警察總部集會，要求警方徹查事件中懷疑涉及的人為虐待（一般情況，動物案件涉及的動物傷亡，由漁護署獸醫進行解剖檢驗，他們是官方唯一認可的動物「驗屍官」。至於動物案件，則一直交由刑事偵緝科處理。）
而警方經過大半年的調查，最後得出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
小貓從天台跌落街，但不捨阿婆和義工，於是自行搭升降機返天台，而又在搭升降機期間，被升降機門夾爆頭……
這是真貓真事。
印度國父甘地曾說，「看一個城市的文明，要看她如何待其他動物生命。」
我們居住的地方，是一個文明的城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