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輝同是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人，他看過那時而飛揚然後時而低飛的香港，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樣，知道那個美好的時代成就了今天的自己。他曾在報章上撰寫過一篇名為〈我們不可能放棄年輕一代〉的文章，指出社會的矛盾，與下一代的憂鬱，作為上代人不能因此放棄年輕一代。
他引西諺：If you don’t win their hearts today, they will break our hearts tomorrow.
那天是年三十，山上的大學辦公室內分外冷清，只剩下外國的教授與研究生，葉兆輝一大清早便從大學宿舍散步至鄰近泳棚。疫情把所有游泳池關閉，他不放棄運動的機會，在陰冷的早上，跳進了冬日大海裏暢泳。下午又馬不停蹄地回到辦公室工作，他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以人口數據思考香港未來，並深入關於香港長者自殺率高企的問題。
「有人會說現在的香港社會有了明顯的世代之戰。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指整個二十歲或以下青年人與那一百四十萬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的戰爭。當人指摘『廢老』的時候，我認為那只是參與政治運動時，不大對嘴形時的情緒字眼。坦白說，跨代溝通也許的確存在挑戰與問題，但我相信香港人不至於帶着年紀的標籤去生活，不會看到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就會貼上廢老的標籤。」葉兆輝說道。他看香港，社會需要面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癥結，重點在於老去一代應如何去看待自身的哲學價值，並在整個社會的環境之中留有生存的活力與精采的人生。
在他的往日回憶裏，那個說是美好的年代雖有着起飛的經濟，但同是一街都是窮人，上流人口只佔當時人口的二至三個百分比，貧富懸殊雖不比今日，但從前生活仍然不易，要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仍要依靠努力和刻苦的奮鬥。
「但時代的風景始終不同，以前的人憑知識和專業技能始終可以向上流動，但現在卻相對困難。」他說，許多人解釋世代隔閡的出現，以這一代人生於物質充裕的時代，有着充沛的教育機會，於是相比上一代人更勇於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價值，更希望追尋公平民主的社會——他認為諸如此類的假設陳述並不足以成為解釋時代的論述。「我們掛在嘴邊，說上一代人是die to live，死都要活下去，而這一代人是they live to die，是一羣會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人—這樣的說法很常見，卻無非只是一種歸納陳述。我深信現在仍有一班年輕人同樣拚死生活，一樣正在面對很艱辛的生活。這一代和上一代人一樣也有人為生活和三餐花盡九牛二虎之力，他們照樣在時代中奮鬥。」葉兆輝指出據最新人口統計，仍有四成的青年人口在完成或未完成中學學業後，步進社會浮浮沉沉。
「你我都很難想像當中這四成的年輕人在缺乏學歷的情況下要如何在社會生活到老。這代仍有其結構性的跨代貧窮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用一種statement去描繪那一代人，再以解釋社會的現象，總有人要跳出來反對的，因為這並不公允。」
瑣碎卻貼身的歷史
那天，他穿著一件深藍色的套頭毛衣，配上牛仔褲與球鞋，動靜像少年，應攝影師要求，一下子便跳上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接待桌上，對牢鏡頭微笑，擋在他身後的是一張寫着「擁抱希望」的字畫。他的辦公室在大學的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中，中心走廊上貼滿了藝術治療留下的畫作，辦公室窗外是汪洋大海，他遠遠與立着三枝煙囪的南丫島對望。「我們都相信世代之間如果能多些了解對方的成長背景與人生大小的轉折，對紓解矛盾很重要。」葉兆輝說，大學也展開了社區計劃，希望訓練青年為社區的長者作口述歷史的記載，增加年輕人對上一代的了解以達到跨代共融的效果。
因為未曾經歷那段歷史的年輕人大概只可從歷史課本上了解戰後香港與六七十年代的光輝，並以此建立家的歷史，我們讀港督，讀那大大小小的英殖的政制，也讀沿革與改變，讀那些大人物的故事，然而當社區老人一遍遍重複過去，那些製衣廠的老同事，陳舊的百貨商店，未曾填海的海灣，鄉下故事—雖瑣碎卻是島上萬家燈火的貼身歷史。
在世代的矛盾中，我們在媒體上聽到兩代人隔空指罵，葉兆輝始終認為「廢老」或「廢青」只是充斥了時代情緒字眼，並不建構成真實社會上的主流對決。面對不同世代對社會上流和工作職位的爭奪，他說就算在大學學府中也有相同聲音。
「總有人會問為什麼老教授不退休，只有老的退了休才可以讓年輕的上場，但我認為一個知人善任的社會，要產生空缺並不是逼使仍然有工作能力的年長工作者退休，而是將塊餅做大一點，令不同年紀的階層，能力不同的人也能盡展所能。」
老人孤獨死
社會還有一個固定的想法，以為公園上坐到睡着的長者，見到遊行就嘆息搖頭或破口大罵的老人，並不關心社會，甚至無法理解自己身處的時代——他們的年代像他們的青春一步步遠離他們，長者只是寄居在這個時代上，只求安逸，於是情願漠視社會的矛盾，對追求革命的年輕人嗤之以鼻。葉兆輝說，一個社會如果沉淪，老人反而是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一羣。這年來，疫情未治，經濟低迷，政局不穩，青年自殺率沒有明顯的增長，長者卻接連攀升，這反映雖然長者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度低，卻不代表他們是時代下的無事人。
「回望沙士時代，由三月到六月的三個月裏，老人自殺數目由二百人升至三百人，我們看那一些遺書，可以見出長者在社會上的孤立、焦慮與不安。疫情時候，不少長者有病都不敢去醫院覆診，而且長期困在家中，當時的自殺率一直上升。到了如今的新疫情，情況更為惡劣，沙士才禁了三個月，但現在疫情卻持續了整整一年多，社區的教會和老人中心都一一關門。這些地方對於長者而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葉兆輝道。
長者安居協會指出在疫情時候，機構接獲懷疑被虐及家庭暴力個案上升逾一倍，長者自殺風險則大大上升五成。「社會中年輕一代的聲音尚且傳得響亮，因為社會對他們仍設有許多平台和窗口。人們覺得他們是明日的主人翁，也更傾向知道他們對社會的看法。但長者—社會常把他們的困難和抑鬱問題普遍視作當然，人們覺得老就是這樣，從媒體報道的比重中看到，年輕人自殺的新聞往往刊登在頭版，但長者的自殺率高了足足兩、三倍，大眾卻不關心，it’s anageism。長者自殺登在後頁—因為這不是新聞，是『病死』，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他嘆道。
固有的傳統和思想，令長者或多或少對下一代有所期望，希望老來兒孫膝下，三代同堂，然而如今社會化成了類近日本的「無緣社會」，獨居長者於社區中並不足為奇。葉兆輝指出，如今新一波的移民潮令不少人離開老年的父母，使香港未來可能出現更嚴重的空巢老人或孤獨長者的情況。「雖說孤獨不一定會死，但孤獨的人自殺風險會比較高。我很強調在大時代下更要重新連繫社會的支持，社區中心是長者唯一的生命依靠。社會需要維持長者的活動，提供優質的生活，讓老人也感覺到被珍視，被感激，而不是成為別人的負擔。香港老人自殺的情況有個特別之處，就是自殺率和其收入情況並沒有必然關係，富有的長者和貧困的長者其自殺數目分別並不大，住在私人花園的一樣會含鬱自殺，住廉價房屋的也有想不開的時候。比起經濟狀況，長者的社交連繫，會不會備受孤立，與下一代的關係對其自殺率的影響更為有關。」
也是同代人
也許是坐久了，葉兆輝在椅上跳起來，拉拉筋，說自己活到此年歲，頭髮沒錯發白了，但他從不覺得自己老，更從未想過在教位上退下來，也自覺還有許多興趣和目標，而且有能力能做得好。
「世代問題不僅僅是香港本地的問題。人口老化亦不是香港獨有，香港當下的問題是轉變得太快和太急，叫時代下的人無所適從。」葉兆輝認為，兩代共融需要的是看清對方優點，雖是兩代人，卻又同時為同代人。香港老人自殺人口近年有上升傾向，反映安老問題與社會氣氛同時影響長者思考自身的生存價值。
他續說：「但我認為愈是這樣，愈需要兩代人去填補時代的缺口，老的人有的是經驗，後生又足夠創新，大家要彼此的欣賞，你不好覺得年長的人阻住發達，同時老的又不好覺得年輕人不濟，處處指點下棋。
「我們都要看出對方的長處，當你指着對方說廢青廢老時，腦中想的便盡是對方的缺點，人雖成長在不同時代，但現在都是『同代人』，人人都有可取之處。」辦公室的頂樓有個空中花園，他有時會上來看海。他說那裏有他見過最美的日落，專屬香港的好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