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跨越的階級，無法言說的處境，是工人與文學持續面對的問題。於是兩種行動形式看起來毫不相干的界別，在抵抗的姿態上有了根本性的連繫。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致辭中說到：「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點，那就是把我們原有的形象傳達給別人。因此，要抵達可以跳原始之舞，唱嘆息之歌的聖城，就必須慢慢超越孤獨與嚴酷、孤立與沉默，在這舞蹈與歌唱中，滿含着遠古以來的儀式：相信人之為人的自覺與共同命運。」這位以情詩聞名的作家，曾加入共產黨，也為工人階級與人民書寫無數詩篇，在晚年重新把書寫的思考總結，提醒了工人文學在運動以外，最終的意義，遠不止於此。
台灣出版《做工的人》大賣掀起熱話，同時引起一番爭議。爭議沒有停止作者繼續寫作的意願，倒成了大眾思考工人處境以至書寫運動的契機。書寫並非終點，只有在書寫、實踐和反思中，才能編織彼此的命運的連結。在香港推動工人文學的經驗中，亦不斷廣闊書寫的意義。
台灣最近出版《做工的人》，大賣掀起熱話，引起一番討論。作者林立青為工地監工，因為「不用花錢又可以吹冷氣的地方就是圖書館」，在那裏看雨果，看托爾斯泰。他把工地的流水賬，組織成一個又一個有血有肉的故事。一手文字寫出來，既有細緻的觀察，也有敏銳的觸覺。工人的辛酸，隱含在日常的細節中，他的文字，卻細細理出事情的因果。如他在《阿忠之死》最後寫到，「生命是有層次的，一層一層剝開後，每一片都會讓人流淚。」有人認為，關懷不應就感動而止步，其實對林立青而言，何嘗不希望為工友的處境帶來轉變？
身份的跨越
封面是工人一雙粗壯的手臂、赤黑的皮膚，低頭整理腰間的工具，他就是作者林立青。這位工地監工沒有工人組織承托，也沒有文學團體的輔助，一個人在臉書寫自己的文字，寫到出版社發掘，請他一篇一篇寫下去。
監工加上大學畢業生的身份，仍然被質疑與書中的人物位置不一。然而正因為這種跨越，林立青的視野在深入工地細節之餘，監工職能上觸及較廣闊的層面，「工地有麻煩，也總先會找我。」他說。
書中《罰單》一篇，正是從一位年過五十的砌牆女工突然被開台幣六萬元罰單開始，惹起眾怒，環保局刁難，到後來他因公司吃罰單去上講座，連講師聽了女工的事件，也顧左右而言他。從他的觀察揭示所謂依法辦事下濫權，以及工人的無力抵抗。工人的罰單透過書寫，從監工的視野，作者的筆觸，傳達到不在現場的讀者眼中。除了工地人們的刻畫，他描述事件的始末，也會毫不避諱，夾雜單刀直入的觀點。
生活在一起
有人以報道文學甚或紀錄片的眼光審視這本暢銷作品的高度，然而回到書寫初衷，林立青並非由採訪報道形式去書寫，他的原意很純粹，「那些人的每天生活在一起，但看見其他人對他們總是有很大偏見，看到他們受到歧視，所以就想要把他們寫出來。」
他第一篇文章就是由網絡上興起對「八家將」的嘲諷而起，「八家將」是去參加宮廟活動時跳頭陣或參與頭陣活動的人，他解釋有點像香港舞龍舞獅的師父。因為對誤解感到不平，他無法不把這些認識的人們真實情況，與那些網上言論不一樣的地方書寫出來。所以不止工地上的工人，他書寫的包括工地生活上遇上的各種各樣人物：工地拾荒者、檳榔西施、便利店的店員，只要觸碰到的人，沒有受到平等的待遇，他都要書寫。「我們的文化祟拜強者，認為你要做特別辛苦的工作是因為你不夠努力。」然而他感到悲傷的卻是，在擁有作家這個身份後，他更感到兩種身份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他認為是由於，「儒家思想下做工的人身份總是低下的，不比知識分子。」
局限與突破
寫作後有工友勸他好趁勢轉行，但這番說話對他而言是「受到了重創」。另撰《關於寫作──理解人性的方式，以及創作的原因》一文，他質問：「我們的社會究竟給了勞動階級多嚴重的偏見，嚴重到在這其中，技藝專精的師傅都認為一有機會就該離開？」與此同時，又有人質疑書中描述工人在工地喝酒，合理化工人的行為，而沒有更深刻的批判，評論人萬金油又提出，這類作品：「要把讀者的感動帶往何方？」但對林立青而言，書寫並非終點，他回應時，卻反問:「為何我寫的是他們，到頭來大家關注都在我身上？為何不是去關注更多工人的情況？」他認為，透過文字、影像或藝術理解，累積自己對於人，對於人性的看法是其中一種認識人的想法。要真正認識人，不但要誠實的認知自己，還有一種成本最高的，是親身去接觸對話和觀察，
「所付出的時間、心思、震撼以及傷害絕對遠遠高於其他兩種，因為我們生而為人，只能透過這樣的方式去互動，去得到人生的經驗和價值。這也是最能夠讓我們在短時間內扭轉心思和看法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