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無遺憾也得承認，黃金時代其實早已成歷史。」鍾愛港產片，尤其武俠功夫、警匪動作片的電影史學家大衞‧博維爾（David Bordwell）在《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中譯本後記中直白寫道。
《香港電影王國》是博維爾研究香港通俗電影在國際上的跨文化威力之經典著作，詳盡說明了香港電影對世界電影藝術的貢獻。二○○一年初版中譯本面世不久就售罄，絕版多年。博維爾二○一一年以電子書形式推出英文增訂版，新加兩章，討論香港主流電影九十年代間、千禧年後的轉變。近月，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翻譯增訂版付梓，再附加博維爾新寫的後記，表述他近年來觀察到的港產片趨勢。
在書中，博維爾宣告，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隨着本土市場收縮、地區觀眾口味及投資方向變化、中國大陸電影業的影響，確實的走向了終結。他也坦言，環顧全球，本土製作在多數國家都不會特別賣座，人們或會對當前港產片的不景感到神傷，但是，本地影業能苟延殘喘，「年產量維持在五、六十部之間，也許已經值得慶幸了。」
讀到此處，再想起今年電影業的境況，不禁思疑：香港電影是否註定在九十年代中漸漸失去昔日光芒？港產片的未來又會怎樣？便帶着一些問題，以電郵越洋訪問博維爾。
問：明周 答：大衛‧博維爾
香港電影業衰落無可避免
問：你提出，香港電影自一九九三年開始滑落，所謂「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你又引用陳可辛導演二○○○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講過的說話，他說：我曾可以回港聘用十個最好的導演，嘗試挽回香港電影的輝煌日子，「但我不相信可以黃金年代可以再次出現。」香港電影是否註定在九十年代中失去昔日輝煌？
答：我衷心覺得，如果政府有更全面支援香港電影人，獨立界別的發展或會更加成功，但就電影業整體而言，我不認為有過很多選擇。我在書中提出的其中一個論點是，在一個人口較少的地方所發展出的香港電影，對地區市場，尤其台灣，以至其他東南亞國家以及海外唐人街等地的出口非常依賴。但那個市場收縮了，部分歸咎於九七金融風暴，也與美國和南韓電影的影響力增長有關（盜版問題導致相同效果）。同時，香港電影製作成本上升，超出市場負荷；中國的開放曾有望為香港電影創造市場，那某程度上確是成真了，特別是對周星馳的電影。然而，當中國更全面發展自己的電影業，憑着其龐大觀眾羣，製片公司便擁有強大的討價還價能力。因此我會視香港電影的衰落由眾多因素造成，而大部分不是電影人所能控制的。
問：在中譯本後記中，你也指出，「今日的香港電影，大部分是延續一些早已出現的趨勢。」說的是什麼趨勢？如「中港合拍片」和「以懷舊為主題」等？
答：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認為這些就是大趨勢。寫成這本書之後，到現在，我會再舉另一項趨勢：香港電影人導演大陸的「大片」，如劉偉強的《中國機長》（2019）、林超賢的《紅海行動》（2018）、徐克的《智取威虎山》（2014）等等。與此同時，香港電影人仍在試圖重回舊日大熱作品滿足本土口味，就如以「古惑仔」班底重啟的《黃金兄弟》（2018）。
疫症與政治風波底下的港產片
問：事實上，港產片產量大降也是趨勢之一。去年首輪上映港產片只有四十六部，是歷史新低；到今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電影拍攝製作大受阻礙，相信情況只會更差。不久前，香港電影發展局公布了「薪火相傳計劃」，資深導演爾冬陞、王家衛、陳可辛、陳嘉上，以及張婉婷和羅啟銳等將會夥拍新晉導演，開拍新戲，提攜後輩。這能救助現時你形容為「苟延殘喘」的香港電影業嗎？
答：作為歷史學家，我不願預測未來。我希望香港電影發展局的計劃能奏效，但新冠肺炎令這一切很難籌備。就連巨大的迪士尼公司在美國休閒業務方面（公園、遊輪）也蒙受極大損失，被逼將《花木蘭》改為線上付款放映。如我必須預測，我認為國際電影業，包括香港在內，在未來一段日子將會遇到很大困難。
問：疫症外，電影業也會受政治影響，新法規及其下的創作環境會怎樣改變？
答：同樣，我不想做預測，但近年的香港獨立電影從社會運動中得到了很大能量。像我在網誌所寫的，《亂世備忘》（2016）和《十年》（2015）等都是很有力有效的作品，所以，當前時局或許能刺激很多電影人的創作力，這經常在動盪的社會中發生，像一九六〇年代的拉丁美洲般。如年輕電影人想探索社會政治議題，以手提電話拍電影的可能性，應有助他們磨練技藝。
問：你對港產警匪動作片情有獨鍾，讚揚其編排演出剪接優雅有力，對電影藝術有莫大貢獻。但無可諱言，香港市民對警隊的滿意度現在大不如前，港產警匪動作片的未來會怎樣呢？
答：這（警匪動作片）是種很穩健的類型，我預期優秀刺激的警匪片會陸續有來。美國現況可以作比擬，我們的警隊不像以往般廣受尊敬，但仍有電影和電視電節目展示白警（good cops），儘管他們必須對抗黑警（bad cops）。
香港電影及新晉電影人的出路
問：許鞍華導演近月榮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獎，肯定了她對香港電影的貢獻影響。你覺得新晉導演有哪方面可向她取經？
答：我一直視許鞍華為你們最優秀的電影人之一，威尼斯影展對她的致敬實至名歸。從許鞍華身上，新晉電影人能學到很多東西。她的電影向來有堅實的劇本，心思細密的表演。她從其演員得到超卓的演出，亦讓他們透過很多「靜默時刻」（quiet moments）去表達角色情感。另外，她不拘泥於單一類型，她什麼都試過！這對年輕電影人是一個好榜樣，從動作片，到家庭戲劇，及歷史大觀（historical spectacles），統統都要試去探索。
問：你說，環顧全球，在荷里活片的壟斷下，「本土製作在多數國家（尤其是小國）都不會特別賣座。」事實如此，那麼香港電影業有什麼出路？哪個國家的製作模式值得借鏡？哪個電影人的發展路向別具啟發性？ 像你在最後一章長篇論及的周星馳，王家衛，或杜琪峯？
答：先從最後一部分答起：上述的電影人都是值得追隨的先行者。當這些創作人和很多同行同時工作時，香港電影發展非常出色！他們和其同行成就了這個令人雀躍的電影業。
相對而言，很少國家電影（national cinemas）可以主導其本土市場。中國是最明顯的例子。另一個模式是南韓，他們成功取得大份額的本地票房。和香港相似，南韓有很強的類型片、才華橫溢的導演，也具備優良的技術設施。兩者的分別在於，我想，是一個更大、能夠支持多元化電影製作的人口。也有人告知我，南韓觀眾忠實地支持着自家電影——從其國民對《上流寄生族》（2019）奪得奧斯卡獎項為之瘋狂的景象便可知。如果這發生在香港電影上，不也很好嗎？
但我依然樂觀。因為上述三個電影人仍然活躍，王、杜兩人近年也製作了一些甚具價值的電影。另外，我們要希望，新一代電影人會在他們身旁茁壯成長，像杜琪峯也做了很多去支持和鼓勵初出道的電影人。
立足本土吸收世界
一九九五年，博維爾首次踏足香港，這個他以往透過電影而認識的城市。自此，他自言「訪港成癮」，多次來港，與香港的導演、明星、電影工作者結交。最後，他更為香港電影寫了一本書，一本研究港產片愛好者不能錯過的著作。
初次訪港至今，廿五年過去，現年屆七旬博維爾說，因健康問題，對上一次來港，已是二〇一四年。但他仍在思念香港電影，以及香港的影迷。「我希望香港影迷繼續吸收最好的國際電影文化，同時忠於本地電影傳統。香港觀眾應該為他們電影人的斐然成就自豪。」他寄語。
《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增訂版）》
作者：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
譯者：何慧玲、李焯桃
出版發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定價：HKD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