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西
何：何福仁
何：杜甫說黃鸝兩個，可能一上一下，更可能一起排排坐，高興地一唱一和，他另有句子：「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太劇乾」，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心態，我記得這兩句，是因為下句太有名：「晚節漸於詩律細」。這一首，前句寫天雨，兩個只好坐在一起發愁，你看我我看你，所以這次用「交」，彼此都沒有唱歌的興致了。題目也是「遣悶」之類，看來杜甫很怕悶，不少詩題都是「遣悶」，他自己也變成一個黃鸝了。翻書的話，還會找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西：悶往往是因為做官不能發揮，政事也是個悶局。寫詩成為解悶的辦法，通過寫作抒發鬱結的情感。
何：是的。白鷺呢，是水鳥，只嫌天氣乾燥，不能忍受乾燥。一行上青天，那是享受飛行的樣子，「羣飛」，就不見得了，不耐煩排隊，失序。黃鸝對白鷺，兩個對一行，鳴對上，千秋雪對東吳船。「兩個黃鸝」是絕句，不用對仗，他通篇對了，他喜歡對仗，是空前絕後的對仗大師。有人以為四句聯結的背後是思鄉之情，真是自由聯想，莫名其妙。
清代有些詩評悶蛋，說他不會寫絕句，只寫了半截律詩，當時的律詩何曾形成什麼鐵定的規矩？創作，有什麼規矩？詩不可散文化、散文又不能寫成小說？他隨興即景的時候，發揮自己的長處，他做他喜歡的事，後人反而說他是包拗頸，專做「拗句」。
宋人讀杜詩，奠定杜甫的地位，可是往往以偏概全。蘇軾說杜詩之好，是由於「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君與國要是等同，則勉強可以這樣說，但對杜甫而言，兩者是有分別的，在秦漢以後，君主絕對不容譏諷，做諫官連做好進諫之責也有危險，他為房琯說項，幾乎被肅宗殺頭。在君主極權的時代，頌君的門面語不可少，但細看之下其實很多諷諫之言。他路過唐太宗墓時，詩云：「舊俗疲庸主，群雄問獨夫」，「獨夫」一名，孟子之後久已不聞了，這引發聯想。〈述懷〉「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指唐玄宗黷武窮兵；〈奉先詠懷〉則暗斥玄宗只顧荒淫極樂，不理人民死活，無疑比白居易浪漫化玄宗的愛情傳奇深刻得多。楊國忠兄妹得寵時，他寫〈麗人行〉，通篇諷刺，什麼「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至於〈自京赴奉先詠懷〉、〈洗兵馬〉、〈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北征〉等詩，對玄、肅失政，也頗多諷諭。針砭肅宗，尤其尖刻，錢謙益作箋，說：「〈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秦州雜詩〉：「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這是罵皇帝，唐人最勇敢的聲音。
宋代另一大家黃庭堅則認定他「無一字無來處」，來處與忠君結合，於是大家一窩蜂在字裏行間發掘，好像文字的血緣系譜是好詩的保證。西嶺，怎會是一座雪山那麼簡單，那是西山，不是說「西山寇盜莫相侵」？玄宗不是搞過「千秋節」？
西：這可能是看不起純粹個人即景抒情的作品，總得有國家有人民，不過我看杜甫的三吏三別，好是好了，可不是杜甫最好的創作。譬如我們看畢加索的Guernica，這畫據說畫的是西班牙的內戰時巴斯克Basque小鎮受到轟炸，如果說它的好處是因為畫的是西班牙內戰，那麼這畫充其量只能算是二三流的東西。這畫並沒有寫實的軍士、炸彈，而是牛、馬、嬰孩、母親、蠟燭，都是畢加索自己慣用的符號。那種悲天憫人，並不限於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苦難。當然，繪畫、作曲，包袱少得多。
何：第三種評論的包袱，即是理學家所謂「閑言語」。程頤自稱不做詩，引杜詩說：「『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不知它的好處，一如「兩個黃鸝」，正是由於「閑言語」，在杜甫整個詩作的生涯，是窮愁之外，難得的「閑言語」，沒有這些，生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真實的。
西：上句是「人生七十古來稀」。
何：曲江詩寫典衣沽酒，恐怕春光易過，人生幾何，那是做官做得乏味。沒有這些，他的棄官就不可解。一個沒有閑言語的人，很可厭，甚至很可怕，真是生人勿近。其實言語閑與不閑，怎麼分別呢？道學家讀孔子，就不能理解孔子的閑言語，於是不斷曲解。我對他們搖我的頭。道學家當然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但他們是有影響力的，說出來也不自以為是無聊的閑話，不然，真也道出做甚。
其實，杜甫不要做官，也無需要向人解釋，那是一個詩人的人格的完成，他抒寫自己感受的各個方面。後人說他是「詩史」，他並非刻意為之。他是屈原之後，這個「我」的人生歷程、所見所想，最歷歷清晰的詩人。這也是西方文學還沒有進入的經驗。我想起辛波斯卡在〈一顆小星之下〉的收結，她說：恕我借來沈重的文字，勞心錘煉，令它們看似輕盈。（說杜詩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