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法律的議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執行法律的法院，是一個司法機構，法官只負責解釋法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認為，在今日的香港，只要不是牽涉政治的案件，香港的司法依然行之有效，然而，真正的公義，是建基於公民的政治理想判斷，法律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一個法治社會，應當跟政治有距離。
作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在風高浪急之時，依然願意接受傳媒訪問。擔任院長已經一年，辦公室從六樓層搬到十樓。「為什麼市民以前從來不會抱怨私人檢控出現問題？」傅華伶教授反問記者。「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不是一個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立法、議會、選舉、街頭抗爭，他逐一羅列，無一不是政治問題。「只是現在好像沒有其他的路可行，唯有拿法律出氣。
「法律許多時都是解決例外的問題。」傅華伶舉例，例如殺人、販毒、偷竊。「為什麼一般人不會偷竊？大家的答案肯定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偷竊。為什麼沒有想過呢？因為從小到大，社會教育認為偷竊是一件壞事。」假如一個人因為擔心受刑罰而不敢偷竊，這個人其實是有問題。
認識政府的權與責
面對龐大的司法架構，平民百姓往往望之生畏。
現代國家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政府）是宣稱能夠合法使用暴力（武力）的機構—這是韋伯觀察所得的結論，他是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哲學家。「暴力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傅華伶解釋，由執法、檢控到判刑，每一環都是一種「暴力」，例如判刑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自由。「現代國家不容許其他人擁有使用暴力的權利，就算是國家首富，也不可能興建一個私人監獄，或者建立一個私人軍隊。」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Jeremy Waldron曾於二〇〇八年撰寫〈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一文，指出法律條文與裁決都必須是公開，以及建基於理性，公民能夠理解法律的邏輯與理據，從而實行理性的自治。按此邏輯推論，一旦國家的立法與執法不再尊重公民作為理性而自主的個體，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法治。
無論是市民還是政府，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解釋：「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法律，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身份地位高低、不管是公共機構或一般市民，均受法律約束，並須承擔法律責任。」換言之，即使是政府，也需要按法律行使權力，政府的行為是受到法律規範。
法律如何規範政府行為？翻開《基本法》，第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六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
一個市民違法，執法機關需要先調查，找到切實及可信的證據，才可以拘捕事主。律政司會向政府各個部門提供法律指引，決定是否提出檢控。在香港，刑事檢控工作由律政司司長全權負責。簡易層次的檢控工作，會由警方或其他調查機關處理，在裁判法院經由高級法庭檢控主任代律政司司長審閱。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的警察和法院都是腐敗的，法律就會變得不理智，充滿偏見和歧視，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法治。」傅華伶說。
為什麼市民會認為判決不公？
基於上述的法律概念，假如一個市民的自身權益受損，理應能夠透過司法程序尋求公義。傅華伶認為，只要不是牽涉政治的案件，香港的司法依然行之有效。「問題是，真正的公義，是建基於公民的政治理想判斷。」香港目前的狀態較為分化，政治問題永遠是五五開或是六四比。無論法官作出什麼判決，一定會有一半人拍手，一半人跳腳。「這是一個法官永遠無法承擔的責任，大家將這個責任放到法官肩上，其實非常不公平。」 他說。
牽涉政治的案件，最近期就是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案件。社會各方，包括旁聽的市民，都曾對法官的判決表示不滿。一個人怎樣可以當法官？讀完法學院執業，可能比一般人聰明，大家覺得這個律師不錯，經同儕推薦，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再由行政長官按推薦任命。「法官沒有經歷選舉，也沒有社會的認同，不認識多少政治，為什麼會由法官解決這麼大的憲法問題？政治問題，用法律解決，法律就很難為了。」
說起反送中運動，傅華伶先向記者核實最新的統計數字：「現在因為反送中運動被拘捕的人，過萬人了沒有？」根據警方於二〇二〇年九月六日的統計，已有10,016人被拘捕，2210人被檢控。根據懲教署統計，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共有6859名在囚人士，其中4880個是本地人。「這一萬人當中，我估計至少有一半是年輕人。這麼多年輕人，在一年時間，前所未有地違法了。違法的人不再是例外，足以說明社會在根本上出了問題。」
傅華伶用最簡單的數學計算，假設每個人都是來自一個四人家庭，受影響的人就有四萬人；假設每個人都有四個朋友，就是八萬人……一直算下去，就是一個極龐大的羣體。「他們的訴求，警方執法的問題，法官的判決也不能夠解決，最終一定是要通過某種政治過程，也就是一個政府的責任。
「法律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傅華伶再次強調。他認為，香港社會的政治狀況未能得到大眾的足夠信任，所以社會高度依賴法律，賦予法官一個本來沒有的地位，然後想像法律能夠起到一些不能起到的作用，最後決定對法律失望。他指出，制定法律的議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執行法律的法院，是一個司法機構，法官只負責解釋法律。「如果法律能夠解決政治問題，法律本身就出問題了。」
打官司不止是講法律
要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就不得不回到《基本法》。有人或許會疑惑：我只是一個小市民，打官司不就是講法律，談什麼政治？
事實上，一個市民要提控或者被檢控，一切都是與《基本法》有關：例如第二十五條列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例如第二十八條列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基本法》作為香港憲法，是在立法和行政之上，但是通過法院運作。
傅華伶指出，「當初設計《基本法》的時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基本法》會出問題，在想像中以為有方法解決。或許是沒有解決好了，我們就上街了。中央怎麼辦？就是看看中國的憲法還有什麼可用。結果，雙方都走出了《基本法》的框架。」
今年七月一日，國安法通過後翌日，唐英傑涉嫌駕駛一輛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撞向三名警員，成為國安法首個被告。傅華伶認為，唐英傑的案件，恐怕就是一個測試。「法官如何在執行國安法的時候，維持香港普通法的現狀，目前還是未知之數，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讓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愈少愈好。」
大家都不守法 法治就不存在
傅華伶專長中國憲法、法制、人權及大中華地區跨地域法律關係，他指出，「絕大多數的法律條文，其實都與政治沒有關係。」公司、上市、合同、結婚、離婚，常用的法律，大多是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法官最大的作用是解決雙方的關係。」傅華伶說。
傅華伶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的根基，就是大家都遵守法律。法律其實是一些大家願意共同遵守的原則，其合法性來自多數人接受，而不是由立法人員說了算。傅華伶打趣說，正如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合同法是如何寫，但是大家都願意遵守法律，是出自對制度有一定的信心。
最近有輿論認為應該設立「量刑委員會」，就所有刑事罪行發出具約束力的量刑標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今年九月廿三日發表聲明回應：「量刑是一項司法職能，由法院獨立行使，是法院專有的職能……法庭的所有決定， 包括量刑決定，都是公開讓公眾討論的。」
馬道立亦於聲明內，引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六月在立法會回應判刑問題所作的答覆：「法院的職責，是在被告人在個別案件中認罪或經審訊定罪後，因應案情和犯人的情況，應用相關的原則，判處公正而合適的刑罰。法庭會宣告判決理由。如被定罪的人認為刑罰過高，該人可提出上訴。如律政司司長認為判刑明顯過輕或過重，也可向上訴法庭申請覆核刑罰。
「經過一定的程序立法，大家就會願意遵守，是一種社會共識。」傅華伶說。一件事要送到法院處理，判決總是有分輸贏。「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敗訴一方就算不同意裁決，也會自動執行，同時再提出上訴。
「然而，假如大家對一個制度失去信任，法律也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假如大家都不守法，法治就不再存在。」傅華伶若有所感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