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覺得專題報道就像插花，每一個作品有其獨特的結構，人的故事是主花，往往最動人，所遇到的花顏色形態各異。花枝葉兼具， 但高低疏密有致，整個花境展示社會的某個切面。「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 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希望為大眾所忽略的人事物能夠一一被看見，尤其關於人性、生命價值、掙扎和處境的探索。
在眾多話題中，高齡社會是我近幾年經常探索的議題之一。
也許妳見過這些身影。 他們推着滿車紙皮沿街走，出沒於地鐵站內外，伸出乾癟的手向途人索取報紙……也許你還見過那傴僂的身體 已前傾彎成90度，緩緩地碎步挪動到垃圾桶前掏出鋁罐……而他們，是本應享着清福的老人。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仍有一班靠拾荒為生的人，其中三分之一是長者。
拾荒婆婆今安好？
2013年，我和攝影師譚志榮報道長者貧困議題──長期以來小恩小惠的「扶貧措施」或 者「冷飯菜汁式」的福利政策解決不到根本問題。專題重點批評當局缺乏長遠應對人口老化政策，長者拾荒背後的根源是結構性長者貧困問題、缺乏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忽視長者等， 我們找到了代表性人物──拾荒長者，當時在回收站觀察，又記錄同一個垃圾桶一天又多少隻手搜尋過。其中一個主體故事是八十九歲的「花婆婆」(化名)。
對於弱勢羣體的報道，我會提防不要慣性地刻畫他們的淒苦，一不留神很容易居高臨下消費了受訪者的「慘」，因此需要加倍謹慎且提醒自己以平等視角了解這個羣體。我們全程沒有拍拾荒婆婆的正面，亦無透露她所在的街 名 。只是紀錄片式的深入觀察真實生活，挖掘出細節，最後從江湖道義、謀生智慧與社區關係等角度去刻畫這班生活於社會底層長者的處境與生命力：拾荒也有拾荒的「江湖」，無論生活如何艱辛，老人家身上有種安貧樂道、自食其力的尊嚴。
鎖定個案並不容易，拾荒長者多是流動的，今日見到他，明日又不見了。六年前，第一次見到「花婆婆」，她站在上水街邊，白髮皺皮，總是瞇縫着一隻眼，臉上的皺紋很溫柔，笑起來像一朵盛開的菊花。腰間繫了一根繩子，繩的另一頭綁着一把水果刀，平時這刀用繩揣在她的褲袋裏!她刀不離手，我還沒搞懂她的刀法招式是 「獨劈華山」，還是「分花拂柳」，瞬息間她便利索地𠝹開紙箱了……這一刻，我發現了她的不凡。
她長期在單車停靠位等待對面藥房的紙箱。為免阻街，紙箱一到她手便立即動手拆箱。除了撕、扯、推、拉、拍、踩等連貫「招式」，還需大量高難度前彎動作，柔韌性要求非同小可！年邁乏力的她捧紙皮上推車時，總是整個人和紙皮一起撲到了紙堆上，頃刻用盡了力氣。
花婆婆起初拒絕我們的訪問─覺得我們礙手礙腳。經朋友介紹打了招呼之後，我在她身邊徘徊了兩天，只是默默觀察。後來，她攤出一張矮凳，招呼我坐過去吃橙子，就這樣同意我們記錄她的生活。我們連續數天和她一起每日朝9晚9守株待兔謀生活。
早上她帶來午餐粥水吃的有時候已變成了飯，吃橙子則是她的樂趣，而她將橙子給了我。她買麵包時，舖頭給她買一送一，但她怕吃不完沒有拿。別人常在紙皮上淋水，而她卻將下雨淋濕的紙皮曬乾才去賣。一天的工作換來20蚊。當時買奶粉的水貨客要幫襯，每個紙箱高價5元求買，但她堅決不賣─紙箱上有 藥店地址，走水貨連累街坊。但當一班學生要做功課，20蚊，她整車紙皮賣了。
我試着跟去拾紙皮，內心有種說不出的膽怯和忐忑；一試推車就發現方向難以控制，差點翻車。花婆婆這手推車四個輪中有一個已失靈，三個輪推起來特別吃力。如果不是倚着這小推車，她雙腳無力，幾乎走不到路！推車的 把手上綁着長長短短的麻繩、尼龍繩、塑膠晾衣繩和電線等，交纏成網狀，用來防止紙皮向後傾軋，這是她就地取材的智慧。
大頭嶺村屋樓梯底，那100多呎劏房是一個幽暗的密室，我至今沒有忘記一推門那股霉味撲鼻的窒息感。她當時的小心願就是希望裝個平安鐘。「老人好易死！唉，死咗無人知……」
訪問期間，陪她去社會福利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詢問，工作人員劈頭蓋臉說:「排緊隊 啦，阿婆回家等消息啦……」其實她並未正式申請…… 花婆婆後來腳痛到走動不了，無法再拾荒，鳳溪長者鄰舍中心社工只好為她申請綜援和送餐服務，並等派公屋。
這個體驗式報導接觸了各種紙皮和垃圾桶，訪問完成後，我生蛇(帶狀疱疹)一個星期，疼痛難眠的夜裡，我驚嘆拾荒長者的免疫力比我還好！ 那次結識了一批拾荒長者，每當刮風下雨，他們總會打電話給我提醒我快回家，如今這些電話越來越少，他們已經一個一個離開了。
未完的故事
專題刊登後，不時有讀者找我們，主動幫花婆婆安裝平安鐘、帶油濕機、送助行器…… 讀者探訪則由我假日帶去。此後，我和譚志榮不約而同各自抽時間探望她，終日困於密室的花婆婆漸漸從耳聰目明變得愈來愈沒記性，有一天不太認得我們。 她耳朵聾了，聽不到電話，每次只能拚命敲門。有次還大罵我「半夜」敲門，其實那是下午，白天和黑夜，她再也無法分清。
二年後，住同區的義工Kiki長期探訪花婆婆，慢慢有很多人幫助她——為她交電費、剪髮、 安裝防蚊網、醫生義診…… 在密室等了四年，腦退化日益嚴重，來不及輪候到公屋，2017 年被送進住老人院。她不認得任何人，卻把義工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孫子，每次有人探望都十分高興。2019年夏天，她在老人院安詳離世。
花婆婆的故事很觸動我──人老了，是怎樣一回事？過著怎樣的生活？我因此關注長者醫療困境、護老者現狀、善終服務缺失、老友記的衣著打扮、深藏的為老之道與人生哲學……陪着長者看病，經驗他們坐輪椅截車上路的困難與候診的漫長等待，四個小時換取見醫生的兩三分鐘；聆聽九十歲伯伯如何照顧七十歲中風的老伴，一晚起身三次，兩人都睡不好。在香港老去是不是就只有悲哀？就等於官員口中說的「海嘯」？我同時探尋退休後的學習樂趣，看着七十 歲的人學滑翔傘， 向天空翱翔。記性差了反應慢了，但亦回歸純粹，不為競爭，不為晉升，不為賺錢，真正做到「求學不是求分數」。當藝術遇到了閱歷，成為爐火純青的老火湯——高齡的創意與藝術值得讚賞。
歷史上，從未像今天有這麼多的高齡人口，老年生活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自主而豐富。社會一方面需要繼續揭露問題，另一方面也需要新的角度想像未來。於是我開始關注外國如何思索「老」，福利完善的公民社會如何應對高齡社會的挑戰？而這些，都是未完的故事。明周給了我半年的時間停薪留職，我在德國做了兩百個訪問探索並出版成書，作為送給香港的禮物——邀請大眾看見更多老年的想像力和公民社會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