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讀者很可能不知道英培安其人其文，這是很可惜的事情。新加坡和香港在文化和歷史經驗上，原本有很多相似和相連的地方，但我們對新加坡文學所知不多。我有幸在三次機緣中和英培安相遇。第一次是一九九四年，英培安決定暫時離開新加坡，移居香港，在《明報》和《星島日報》上寫專欄。當時我正嘗試當一個專職的書評人，常常在報紙的文化版上發表文章。也因此大家互相注意到對方，後來便交起朋友來。英培安當時在屯門租住一個小單位，我還住在深水埗的老家，他不嫌遠跑出來旺角跟我見面聊天。他雖然大我整整二十年，當時已經四十有七，在新加坡的文壇已經是中堅人物，但對我這樣初出茅廬的新人沒半點前輩的架子。大家的文學品味亦十分相近，所以聊得相當愉快。
英培安談到在新加坡從事文學的艱難，除了在日益商業化的社會中文學作品的銷路問題，還有偏重英語的教育政策對新一代的影響。當然還有政治方面的壓力。英培安在一九七四年創辦前衛書店，招來了好些左派人士在那邊聚集。他雖非左派，但經常在報章上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結果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遭內安局拘留審問，四個月後才獲釋。在出售前衛書店之後，他又創辦了草根書室，除了賣書也搞出版。他的大部分小開度的舊作都是草根出版的。這種對文學的堅持，對當年剛起步的我產生很大的鼓舞。人家在這麼高壓的環境也沒有放棄，我們在相對地自由的香港，又怎能動不動就自怨自艾呢？
英培安曾經考慮過留在香港，但他最後還是回到新加坡去。他的成長的根，文學啟蒙的根，都在新加坡。在九七以後，我和他因為疏於聯絡而沒有了彼此的消息。直至二零零七年，他獲邀來港參加香港書展，我才有機會跟他短暫一聚，在會展的咖啡店坐下來聊了一會，聽他談這些年在新加坡的經歷。當時得到的印象是，他的文學路開始變得平順。二零零三年他獲頒新加坡文化獎，被認為是對他的「平反」。二零零四年題材敏感的長篇《騷動》（寫五十年代反英抗殖時期的左派青年）獲得新加坡文學獎。英培安從沒有為了得到認同，而改變自己去迎合任何人。所以這些獎項別具意義。另外又聽說他正受一宗誹謗官司的糾纏，那也源於他不畏強權的性格，所以被文化界的一位名人釘住不放。不過，這次見面實在太匆匆，並沒有留下很強烈的感覺。如是者又是多年沒有聯絡。
今年八月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擔任駐校作家，為期五個月。打聽之下，跟英培安相熟的朋友說他患有前列腺癌多年，二零一五年又接受了大腸癌手術，不久前還因為流感而性命垂危。我大吃一驚，更覺得必須要爭取機會見他一面。又得知他近年還創作不斷，繼《騷動》後又寫出了《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畫室》和《戲服》三部長篇，都是獲獎作品，其中《畫室》還被改編成舞台劇，好評如潮。我一方面擔心他的健康狀況，另一方面卻非常驚喜，這位二十多年前相識的友人，在這期間精進不懈，得到了更高的成就。我在南大的駐校開幕禮上，在我事先不知情下，英培安親自來了。他家離南大很遠，需超過一小時的車程，但他卻專程跑過來看我，讓我十分感動。看他雖然有點疲倦，行動有點緩慢，但神色還是不錯，說話依然像當年一樣，溫文中有風骨。
我覺得更為有幸的是，今年碰上新加坡作家節特別表揚英培安的文學貢獻，贈予他「文學先驅」的名銜。除了有關於他的活動，還為他在藝術之家（作家節主要場地）舉辦了一場個人展覽。展覽名為《自省與自覺》，以實物、場景布置和引文呈現英培安作品的不同主題。展覽小冊子由研究英培安的學者謝征達編撰，扼要而全面地介紹了作家的創作歷程。在向英培安致敬的晚間聚會上，多位跟他認識多年的文壇好友輪流上台發言，分享跟他相處的種種珍貴回憶。有老朋友稱英培安為全新加坡最笨的人，因為他不但從事文學創作，還開書店，搞出版。而他每當碰到什麼賺錢的機會，例如寫電台廣播劇大受歡迎，或者當上大書店經理而收入優裕，他每次都很快便辭退不幹，理由是要專心寫小說。輪到英培安總結時，他笑說感覺有點像回到了當年的內安局，因為自己的隱私和忘記了的事對方都知道。幽默是回應政治的一種方法。
英培安經營多年，以售賣文史哲華文書為主的草根書室，於二零一四年易手。新的草根書室移至歐南園附近舊街區裏的武吉巴疏。這一帶都是保留下來的兩三層高的傳統店屋，其中不少改裝成新式的商店和酒吧食肆。有趣的是，從前舊草根的年輕店員陳婉菁，為了繼承英培安搞獨立書店和出版的志向，在二零一六年開辦了城市書房，地址就在市中心百勝樓斜對面的橋北中心三樓，也即是舊草根旁邊的鋪位。於是，英培安的書業繼承便出現了雙胞胎。有增無減，實在是好事。如果去新加坡旅遊的話，我推薦大家去逛逛這兩家書店。
自從再遇英培安，我搜羅了他最近十多年的書，從《騷動》到《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畫室》和《戲服》，一口氣地看完了。我感受到當中有一股強烈的生命力，衝擊着我的思緒。曾經有香港朋友批評說，新加坡是一個有着漂亮的軀殼，但卻沒有靈魂的地方。讀了英培安，我可以肯定地說：不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