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詩處於邊緣，近年香港詩似乎變得「喧鬧」。一方面，幾年間不少詩集出版，尤以年輕詩人為主，而且讀詩、寫詩活動反應不錯，似有復興況味。與此同時，香港詩成為新聞，有詩集在圖書館下架，去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新詩組甚至全部「從缺」。在這樣一個時代裏，我們捕捉到一個怎樣的香港詩人羣像？
池荒懸與關天林同樣身兼詩人與出版編輯的角色，他們觀察到香港詩脈絡的確有轉變，包括詩風、創作出版環境，以至進一步討論如何定義香港詩，在當下都是值得探究的題目。
出版：詩刊、詩集的出版現況
上世紀中葉，香港出現不少文學雜誌與報刊，對於本土詩以至香港文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單是由詩人創辦或參與詩刊，數數有《詩朵》、《文藝新潮》、《新思潮》、《好望角》、《秋螢詩刊》、《詩風》、《羅盤》、《九分壹》、《呼吸》等等，孕育一代代香港詩人。至今，詩刊對大部分詩人來說都是珍貴的發表平台。
詩人池荒懸在《秋螢詩刊》結束後，決定在《聲韻詩刊》成立早期開始幫忙，現為石磬文化社長。他說，參與詩刊，推廣文學當然有意義，也對其個人創作重要，「因為沒有《秋螢》，我也不會開始寫詩。如果香港沒有一本類似的詩刊，這環境也不適合創作，沒地方發表，也遇不到同路人，這是一個公共的原因。」
另一個文學團體水煮魚文化，出版雙月刊文學雜誌《字花》，不限於新詩，刊載文類相對較闊。執行主編關天林認同發表平台很重要，能鼓勵作者寫作。他提到一些新名字，如王兆基、李文靜、徐竟勛、張欣怡、任弘毅、石堯丹、汪倩、梁匡哲，都是值得留意。「但是以我所見，的確是超過一半（投稿人）的情況很難持續寫作。可能始終香港的生活比較緊張，不可以專注投入創作，因為搵唔到食。可能得獎會重要一點，是專業評審，有更大的認同，能夠再推他一把，甚至出書等等。」過往他在《字花》讀過不少好作品，可惜有些人已經逐漸少見，像村正、阿芷、施澄音、廿五月、林希澄，都曾令他印象深刻。
池荒懸形容，寫作像金字塔，剛開始時是最底層，很多人躍躍欲試，例如參加「詩作坊」活動的人有很多，大學生佔多，包括來自大陸的學生，也有初出茅廬工作的人，池荒懸指，很多都是沒有寫詩經驗的新手，也有一直投稿詩刊的，認為的確有許多人不斷想進入寫作。「但未必是持續，而是開始成熟的階段，已經篩走了超過一半人。他們可能一開始有熱誠，但是，寫得好要大量閱讀，大量模仿練筆，要沉澱下來慢慢去吸收。這是大部分人的困難。而且有很多生活的壓力，學業或出來工作，成家立室，生活有大轉變，要專注在生活上，都可能會將你的寫作暫停。很少人應該香港沒有什麼人是靠寫作維生的。」像池荒懸自己也是另有全職，再兼顧出版社的編務。他補充道，其實石磬的全部成員都是。
詩刊的創作眾聲紛沓，出版詩集則是詩人的創作另一階段。關天林指，水煮魚文化出版的詩集既有一些中堅詩人，如鍾國強、劉偉成及陳子謙等，也有首次出書的年輕作家，新近的就有余婉蘭和枯毫。他表示，較重視作者的自覺性，會對自己的創作有完整、深層的反思。他透露，詩集的印刷量通常較少，數百本不等。「銷情來說其實都一般，去到二、三百本左右後，就慢慢銷，很難短時間內賣完或甚至再版。比如說曾淦賢的《苦集滅道》，七、八年才差不多賣完，我們已經很滿意，因為它有持續性，不是說頭一、兩年多人買，之後停滯不前，而是一直有人留意到並買下這本詩集。我覺得反而是很重要的目標，詩集雖然賣得慢，但是一直有個地位，不是因為時效性或者話題。」
石磬文化也出版詩集，由池荒懸主責，分為「石磬文學叢書」及「積微系列」兩個系列，前者門檻較高，後者以新手、第一次出書的詩人為主。他觀察到，多了讀者主動踴躍參加付費的文學活動、讀詩，近幾年詩集的銷量不錯，他坦言比起以前自己剛出道時，這個趨勢是不可想像的。「但收入不會多了很多。一本書可能賣多幾千甚至一萬元，對於一個機構來說，其實不是大數目，可能只是收支平衡好些，這一本蝕了，另一本可以幫補。」他進一步說到，詩集或詩本身，實際是反資本主義。「詩是比較邊緣的。很多人買書都不會去買詩集。如果去『三中商』（三聯、中華、商務）的話，你看到暢銷的永遠不是詩集。這樣的環境下，出版社不會追求銷量，比較追求出版物的質量。」
談到本地文藝團體的營運，申請政府和私人機構的資金補助都是常見的經濟支援。就像水煮魚文化和石磬文化都有申請香港藝發局的資助，雖然能稍稍幫補收支平衡，不過他們同樣認為，對於出版社和詩人來說未算很大改善。
「一來很難持續，就算是不停投稿刊登，但雙月刊也是兩個月才出稿費，但香港的稿費水平的確不夠高，對詩人的性質是幫補。」關天林表示，《字花》的稿費其實有不斷輕輕提升，而《別字》因為沒有額外資金，稿費再低一點。他說，可以申請藝發局資助出版，但扣除印刷、編輯、設計費，其實沒有剩下多少錢，「當然可以在預算上計算會賣多少本，可能賺到一半，可能沒賺也沒虧蝕。但是出了一本書，沒有任何的額外收入，這只是滿足了作者的心願。長遠來說，出書對詩人算是踏出重要的一步，香港文學有新的作品，這都是重要的。但是對在生活上沒有什麼特別幫助。或者我想跟以前一樣都幾困難。」
池荒懸亦認為在詩集出版上，經濟或資金補助的情況並無大轉變，限制了出版社的發展。「比如說，我想辦一些大型活動，可申請的資助其實沒有太多選擇。有一些計劃可能我現在做不到，遲幾年就沒有精神心力了，因為我已做了十年，可能就要等下一位，就是交接，但比較少人像我這樣做，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專注的東西。我有點覺得將來要找人去接手，如果不接手，就不如不做。這不用討論的，因為大家都知道。比如宋子江現在移民到加拿大，如果他將來做不到主編，（詩刊）就不做了，因為很難找一個適合的人選，也願意投放這樣的精力。」
雖然資源所限，比起上一代眾多紙媒刊物，現今自媒體時代，創作者可以乘網絡之便，增加曝光。關天林觀察到，愈來愈多作家或詩人經營社交平台、付費網站，在讀者心目中建立了創作者的形象，持續累積更多讀者，「以前真的很依賴紙媒，我們常常羨慕以前報紙會刊登詩，連載小說，但是不是有影響或者持續性？或者對作者很有幫助？反而現在的確多了方式，讓作者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雖然一方面在紙媒或書業、出版業是萎縮，另一方面好像有些出路讓作者去選擇。」他提到，難以衡量網上平台能否慢慢形成忠實的文學讀者，但是樂觀來看，多了發表渠道，起碼更多人認識詩。「現在社交平台很多喜歡摘句的帳號或者專頁，即使斷章取義出來未必完全等於文學的精粹，但起碼是一個文學或者詩的書籤，引起人對看書的興趣。至於是否要爭論這麼大眾、流行的作品是不是文學，下一步再算，可以繼續平衡地去討論這件事。」
池荒懸也提到，在近兩、三年出版的情況，有些香港詩人嘗試脫離現行傳統的發行制度，做些更加獨立的直銷出版，也有更多詩人跳出香港，在台灣出書，「董啟章出NFT書，它不是詩集，但不管怎樣都好，現在出版情況都是有新趨勢的。」
年輕詩人：風格多元 私密真誠
雖然本地的詩出版環境未有很大改善，但是，近幾年確實多了不少新詩集出版，而且以年輕詩人為主。
關天林直言這個現象和時代氛圍有關。「一九年好像分水嶺那樣，尤其是沉寂下來之後，很多香港人，或者流落各地的香港人也好，都想找一種共同體的感覺。Made in Hong Kong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了。香港有詩人、還要是年輕詩人，這本身已經是吸引點，引來多點關注。如果那首詩寫得不錯，有自己的特色，也觸及到一些社會題材，或是心理創傷也好，就更加有話題。可能有些人突然才覺得，原來香港還有這麼多詩人。詩人是可以很敏銳地捕捉，用一些語句去表現共同的心聲，那就更加激動人心。例如之前石磬出版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很罕有地在序言書室的暢銷書榜排到首位，有很多人買。」
除了李顥謙的《夢或者無明》，石磬文化近年還出版了韓祺疇的《誤認晨曦》和嚴瀚欽的《碎與拍打之間》，三位同為九十後詩人，但風格截然不同，池荒懸形容，李顥謙沉鬱、韓祺疇溫婉，嚴瀚欽則屬爆發型，風格自我，從他們身上正正反映出這輩年輕詩人的多元。「李顥謙寫得比較激烈一點，風格比較沉鬱，可能因為年輕，尤其一些憤怒青年會喜歡他的作品。韓祺疇比較還是有敘事傾向，但他溫婉一些，不那麼激烈，認識他本人就知道詩如其人。他寫香港地方，也寫生活，像這首〈郵箱〉，是從香港傳統以來的生活細節給他養分去反思。嚴瀚欽就是爆發型詩人，他可以很快地寫，比較多個人感受，譬如有「壞日記」系列，就像寫日記，是一個風格很自我的年輕詩人。」他說，看這三位九十後詩人的寫法，已不再是比較傳統敘事性強的香港詩，「他們的抒情語調比較多，很多詩人私密的感覺，是內縮的。」
對於這一代年輕新詩人的面貌，關天林想到「真誠」這個詞語。他以近年出版的余婉蘭詩集《島之肉》和枯毫詩集《史後生物》為例，風格很不同，但寫詩的自覺性很強。
「本身讀中文系的枯毫，會把古典詩的資源或想法放進創作，又有自覺把口語融入去，這種糅合是有自己探索的心態，而不是無意識地做。余婉蘭則深入地挖掘愛慾主題，或者潛意識心理狀態的寫作題材，甚至以散文詩，或小說片段的形式，很有意識地融入不同文體之間。為什麼說見到真誠呢？因為讀他們的詩，感覺是經過一段蹂躪，或者努力對抗荒謬的情景，在這個反襯之下，才見到他們想要表達的那種真誠的力量。詩人只剩下這些，在語言上擅長各種手法，但是很根本的東西，就是他們正在用真誠對抗一些荒謬。余婉蘭的詩感官性很強，寫愛和痛，像有些舞蹈姿態的感覺，有趣又很尖銳。枯毫寫得諷刺，會有一些寄託。他們都有種不願放過一些感覺並將它表達出來的執著。」
本土詩：傳承與轉變
談到年輕詩人湧現，池荒懸說，香港其實有很多詩人一直在寫，「像黃潤宇、梁匡哲等年輕詩人很早已出道，也有一些老手持續寫詩，主要有些資深前輩開始寫得少，或不發表了，其實是有一個交接的狀態。」他指，年輕一輩的詩風是跟以前開始有點不同，約莫二○一○年前較多寫生活細節，以賦體敘事為主，其後慢慢改變，愈來愈多元，「以前比較一面倒，好像一個文學潮流。用敘事方式去寫生活是沒問題，現在還是有人這樣寫詩。近年因為社會轉變也有主題上的轉變。大家除了關注個人生活，都被很多議題吸引了，這兩年當然就會寫離別，因為很多人移民。好像我以前寫詩的年代，很多人在詩反映的生活壓迫，像工時很長，工作壓力很大，自己有志難伸。現在都有這些，但譬如寫離別，覺得這裏是不是最好的地方，其他地方能否發揮得更好，會有一些和當下情況扣連的想法。」
他說，這個時期的本土詩還在發展，此刻而言太早去定斷，「我會籠統地回答，是一個轉變的時期，好像是正朝往一個方向，但是未去到。」他指，現在本土詩起碼有一個特性能捕捉到，是詩人的專注力更多由內轉往外，即由個人生活回到社會層面，有共同的議題，共同的情感，並用自己的生活經驗書寫。
對於本土詩傳統，關天林指，很多時候是讀者自己接收，或者由評論家、文學史家去詮釋。「我最初學寫詩時，讀陳滅和鍾國強，好像都是寫香港的事物，但是後來愈讀愈覺得，其實焦點不是在於一些景物或者事件，而是想表達一種姿態。詩人的目光是超越性的，看到一個地方背後的精神面貌並且寫出來。這依靠每個讀者自己去領略，有沒有共鳴。」
關天林和池荒懸都認為，香港詩難以有一個定義。
香港詩的面貌是很多樣化的，關天林說，如飲江，就很難去歸類或定義，「飲江的一些語言技法是否真的這麼凌駕於他其他關注的東西？他關心本地生活，也寫戰爭主題，甚至A.I.（人工智能），視野其實很廣，寫法有時很活潑，活潑之中又可以很沉鬱、悲憫。」他指，每個香港詩人探索的都不一樣，也因為處於不太理會他人目光的位置，令到詩更加難以定義。
池荒懸則提到詩人身份的討論。「什麼是香港詩呢？其實沒有一個定義，尤其是學術上可以有很多定義。我的定義簡單來說有幾個因素，第一是詩人本身是否認為自己是香港詩人。這個很重要，如果他不是這樣定義自己，是用其他地方的眼光去看香港，很難定義是香港的詩。第二就是他的創作，每個詩人的創作不會是單一主題，但是從他的關注點、創作的母題去判斷。譬如說，最明顯的有廖偉棠，他近年的詩跟香港社會議題很有關係，他雖然寫很多，但母題大概都是這範圍。既然是寫香港，也自以香港詩人身份去看香港的時候，即使詩風和以前也斯年代不同，我認為他都一定是香港詩人。」他又提到黃燦然和黃潤宇，同樣身不在香港的兩代詩人，「即使黃燦然現在長期不在香港生活，但是他創作的高峰時期在香港，以香港為土壤，他寫香港，也寫在香港生活給他的壓迫，反映香港社會，其實都是香港詩。又像黃潤宇，她有幾年在香港，很關心香港、寫香港、介入香港的政治運動等等，起碼這段時期她就是香港詩人。」
文化價值：詩的邊緣和意義
詩處於邊緣的位置，關天林和池荒懸認為，既有困難制肘，同時也有珍貴的價值。
去年有關於香港詩人的報道登上報紙頭條，卻是因為圖書館下架多本詩集，以及去年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的新詩組所有得獎者「從缺」。
關天林談及事件的奇怪，「你愈是這樣（下架或從缺），人們就愈注意到它存在。像禁書，禁了它，反而人們更加想看。不幸之中，有幸的是它會顯露了它的身影，在這個時代的一些規限裏面顯露了他的輪廓出來。」池荒懸表示，下架及取消獎項的決定多少對詩人創作有影響，「放一個Big Brother在這裏，有些東西不寫得，但不告訴你。這一定影響到別人寫作，我未必觀察到，因為他沒有寫出來。但是你可以想像，有些人想寫或者寫了，其實他不發表。」因為詩，本身就是邊緣。池荒懸說，除非立志要做作家維生，否則對創作完全沒有受影響，「我不發表，但是作為一個作者，我會繼續寫。」
「詩暫時可以概括為一種態度。」從創作、出版、行政策劃，池荒懸的生活不同方面都有詩的介入，他笑說，如果計較成本效益，沒理由投入這麼多時間換取這種經濟收入。但他多年來花時間寫詩，亦以同樣態度處理出版和文學推廣，他說，因為有些更珍貴的東西想保留。
「寫了一些東西，就可以保留。那些是什麼？每個詩人不一樣。例如懷舊回憶，或是對事情的批判思考，或是純粹抒情，那種情感當刻有，之後就沒有，也記不起了。還有作為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也很有意思。當出版詩刊、詩集之後，即使現在入圖書館很難，不知道為何寫得好的東西就愈難，但有出版物在，後人想看什麼是香港文學，在現在這個年代，起碼有些東西拿上手。電子刊物好易修改，或者很容易被消滅。我出版五百本，有一本留低咗就係留低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