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大氣電波，記者也聽得出周思中的擔憂：「我不想像個老前輩評論時政，也沒有太大興趣講自己。」記者心裏涼了半截，等了兩日才收到短訊回覆，本以為電話再詳談是有轉機。
「但是……」人生最重要就是這個BUT！「今年是自己耕田的第十年，加上踏入四十歲，本來都想回顧十年來學懂什麼，還未學懂什麼。」
十年前，清拆菜園村已成定局。周思中曾經是關注組成員，日夜巡守，甚至認真覺得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農民，收村時就是名正言順的「持份者」。當然，推土機沒有乖乖坐等他成為一個農民。
你點揀？做博士，定係做農夫？
那時，周思中有兩個選擇，一是跟師傅袁易天繼續學習耕田，二是協助村民安頓後就前往外國讀博士。「讀博士之後要走一條怎樣的路，不難預料；但是周思中耕田十年之後會變成怎樣，我就真的很想知道。」師傅的一席話，看似是冷水，實則是最強火藥，燃起周思中滿腔鬥志─十年後我一定會如何如何，一定會成為一個連自己都料想不到的人。
「不料變成今天這個模樣？哈哈！」周思中自嘲：「（自己）當然與十年前不同，但那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田地裏擲了一籮筐的青春
早上八時半，來到八鄉錦上路。放眼望去是一大片一大片一模一樣的農田，中間一個白色大帳篷特別起眼，是生活館的大本營。正中間有一個竹棚搭成的貨架，堆滿紅色和黑色的大膠籃；左邊有數張顏色各異、高矮不一的木桌鐵桌；右邊放滿不知名耕作工具。「記得要清走甜食。」記者將背囊掛上格仔網時，周思中煞有介事提醒。「惹蟻呢！」他說。那一刻，我終於覺得自己真正身在田中，需要與螞蟻共存。
逢星期二四是出菜日，周思中與其他夥伴要在一個早上收割、磅重、分類、包裝、開單，趕及中午時分送貨出港島給數十個家庭。周思中肩上掛着一個綠色環保袋，雙手拿着一把剪刀，開始收割荷蘭豆。「接下來個多小時，我都會這樣子摘豆，你們可以嗎？」
作為一個城市人，記者從未落過田，眼前都是千奇百趣，怎會無聊？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荷蘭豆原來是從一朵朵紫紅色的豌豆花長出來的。一個豆莢有七至八顆豆，扁平的豆莢據稱是最佳的食用狀態。「開花結果，然後有種子，讀書都學過，但是我們什麼時候親眼見過？」
幸或不幸，想當年，因為姊姊成績好，周思中「順理成章」升讀張祝珊中學。學校依山而建，唯一體育設施就是天台的籃球場。學校的男生分為兩種，一種打籃球，一種不打籃球。姊姊的偶像是劉德華，周思中的偶像卻是芝加哥的公牛隊。「識睇，一定鍾意公牛全隊！」西方（現實版）有米高佐敦，東方（動漫版）有櫻木花道（原型相信是籃板王洛文）。不過，要選擇一個籃球員投射成自己的話，周思中還是最欣賞佐敦的得力助手柏賓─一個攻防俱佳的「工兵」，同時又是一隻能在漆黑中發亮的螢火蟲。
公牛隊威風八面的時候，周思中身處一間Band 1中學，由頭盤到甜品，都是讀書測驗考試。「學習風氣變態，但是始終沒有壓迫到我，最多都是考試就溫書。」會考放榜廿四分，成績中上，周思中可以選擇升讀的學校不少，唯獨未達原校廿七分要求，公牛最終不敵成績表上的「火箭」。
我的一九九七 從公牛隊到父親的外遇
困在天台打籃球五年，周思中決定是時候放逐自己，於是跑去全港佔地面積最大的學校、位於赤柱的聖士提反書院。「中五暑假，算是我的人生轉捩點。」那一年，是一九九七年，也是香港的轉捩點。
同學們拉大隊去物流公司做暑期工，中環半山洗牌，豪宅家庭臨別秋波，貼士出手依然闊綽。機場由啟德搬去赤鱲角，精力過盛的少年們把握機會在空無一人的登機走廊高速飛板車。
別人開工在飛車，周思中卻老老實實坐着，當一個救生員。中四開始跟同學組樂隊，周思中愛上英式搖滾，由緩慢沉靜的旋律聽到躁動嘶吼的吶喊。寂寞的十七歲，坐在泳池旁邊的長梯，手執《快報》副刊，由音樂讀到電影讀到文學，聽着樂隊Suede的Europe is our playground，憂鬱少年嘗試用音樂，將自己與世界隔離。
一九八九年之後，周思中的父親曾為一家人申請移民新加坡，後來卻來了個大轉身，改為上大陸開廠，同時暗地裏開展了另一段關係。周思中預備會考之時，父母只要一同在家就永無寧日。「我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打籃球的同學有一半家庭都因此破裂。」有些晚上，他會跟着一個「巴膠」朋友，二人坐通宵巴士「出走」去香港不同地方。「我最記得，天濛光坐車路過中環，會看見小販在街邊疊報紙。」
在現實未能出走，周思中躲進了廿四格菲林剪接而成的電影世界。周思中申請了油麻地電影中心的會員證，放學不是補習就是看電影。「去到就買最快開場的電影，有乜睇乜，囫圇吞棗，《澀谷24小時》是少數我看得明白的電影。」故事講述一個少女，路途上遇上許多失意人，他們因為各種限制被困原地，唯獨她可以逃出生天，承載大家的期望，奔跑他方。
爛Tee常伴 揮刀揮筆兩不誤
叮鈴叮鈴，風起，吹過農田。抬頭張望，發現「風鈴聲」其實是鐵棚架支柱碰撞的金屬聲。支柱頂上掛着水靴，撐起帳篷，可以隔絕害蟲。摘完荷蘭豆，周思中再去收皇帝菜。落刀講技巧，要懂得留葉，留兩塊就多生多兩棵，落刀好，收成可以多一倍。
生活館的夥伴都忙着包裝出貨，周思中卻坐下來揮筆疾書，密密開單。單上列明菜名、重量和價錢，好讓客人知道自己收到的是什麼。每一張單至少有六七種菜，連開數十張單，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好像回到罰抄時代。
這天，周思中身穿一件頹Tee，背面印着綠色和平，正面是呼籲停止垃圾焚化的信息。原來的白色，已經褪得很曖昧，還附帶二十四個破洞，見證着周思中由社運前線走到農田的歲月。
一九九八年立法會直選，周思中對每區的參選名單都倒背如流。升讀大學，理所當然地選擇中文大學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
「左膠」是如何煉成的
第一次接觸政治，是八九六四，周思中當年只有九歲。「小朋友當然不了解來龍去脈，但小朋友都可以從最簡單的道德層面理解政治。」升讀大學之前，他在書展買了一本有關政治理論的文集，以為政政系會啟發他思考何謂權力關係，而非停留在狹義的國家政權層面。結果，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本科滿足不了自己，周思中副修哲學，用盡學分報讀人文及社會學科。大學二年級，他加入學生報，實行「自助教育」。一羣熱血青年，在會室煞有介事地「指點江山」，爭拗「後殖民」、「去政治化」，從一堆聲名狼藉的理論經典，嘗試為自己定位，為紛亂的世界找一種講法。
二〇〇二年本科畢業後，周思中跑到嶺南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隨着沙士爆發，加上反對廿三條，嶺南的老師籌辦《獨立媒體》，愛好思辨寫作的周思中率先加入做義務編輯。一年半之後，周思中離開綠色和平，在獨媒轉做全職員工，抓住Facebook、Twitter尚未崛起的機遇，在網絡開展動輒三五千字的筆戰。「我們都是左膠，只是想世界變得公平一點。」
六樓後座 三個合租的光頭仔
左膠，簡直是社運八十後的代名詞。周思中在二〇〇五年報道兼聲援世貿韓農示威，認識了林輝和陳景輝，三人一起食過胡椒噴霧、水炮和催淚彈，共過患難，然後一起合租共住。「地址是上海街一幢唐六樓，每人只需付出一千多元月租，回想都覺得夢幻。」
落樓的五分鐘腳程，已可滿足日常生活所有機能。士多老闆娘叫三人做「四眼光頭仔、黑黑實實光頭仔、高高瘦瘦光頭仔」，三個光頭仔同住半年之後同時失戀。失戀的青春，就是一屋好友，高舉酒杯之後又倒滿一地，抽完一根煙，再唸一句北島的詩，又或者，結他亂彈陳奕迅，有一句沒一句，「為誰亦能動心，請不要笑我太低等」，「留低擊傷你的石頭，從錯誤裏吸收」……
或許是吸引力法則，一眾八十後都選擇在附近落腳。日間大家各自修行，夜裏聚頭碰撞無限火花。因為天星、皇后兩個碼頭的保衞運動，這個單位演變成八十後的社運基地。反高鐵前後，每星期總有三四晚一齊開會。保衞天星碼頭的行動，後來被視為「本土」的始祖，但是周思中笑言，當晚一行人衝上推土機，只是因為「有部勾機喎？有得衝，唔係唔衝呀？衝咗先算啦。」
「衝」的背後，不是基於什麼偉大論述，只是因為「不滿何志平講大話」。朱凱廸當時得到一份古物古蹟辦事處撰寫的評估報告，白紙黑字寫明反對政府拆毀天星碼頭，即使搬遷亦應該原件保留再搬，而非拆毀後複製。
天星、皇后、反高鐵、菜園村
天星、皇后最後都難逃一劫，但是一眾八十後依然帶起後來的反高鐵。「從來都覺得，我們可以帶來改變，或是說，我們想帶來改變。正如今日你都不會問一個勇武，為什麼要走出去。」當年就算被捕，也不會像今天動輒還押候審三個月，或者告一條暴動罪就可能坐十年。周思中坦言，不能將八十後與今天的年輕人相比，「八十後簡直是高攀了年輕人。」然而，當年即使失敗，過程中仍孕育出許多沿用至今的論述，「公共空間」、「庶民歷史」、「保育本土」的概念或者說法，早已在社會萌芽生根。
保護菜園村的時候，巡守隊常常被收地人員質疑他們的身份。周思中與一眾八十後都是別人眼中的「外人」或者「搞事的人」。「我曾認真地覺得，只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農民，收村時就是名正言順的持份者。」
當然，他還沒變成農民，推土機已「認真地」鏟平了菜園村。
菜園村的命運改變不了，但是學習耕田的過程，改變了周思中。「種植不是一種工具，種植本身就是目的。」他笑言，投身社運的時候，一有事情發生，就像鯊魚般游過去，先咬一口再說。要透過耕田將社運深入日常生活，周思中認為首先自己要能夠「面不紅氣不喘地靠務農為生，我總不能告訴別人自己是一個不賣菜的農民。」
反送中和抗疫如火如荼 耕田有用嗎？
耕田說起來是文青，做起來就變老粗。蹲下來除草，一堆螞蟻、蚯蚓和不知名昆蟲在腳邊爬行。拖着一桶豆腐渣，頂着酸臭味到處施肥。「即使這塊田明天被收回，也沒法抹去我們這十年來踏踏實實的工作。我們賣出的菜，穿過了別人的腸胃和細胞，變成了某些人身體的一部分。」
摘下的是豆，種下的是看不見的社區連結：農民愛護泥土，用有機方法種植，人們將食物吃進肚裏，透過金錢支持農民，農民更努力耕好塊田，泥土愈養愈好，種出更健康的收成。「這種關係是一個循環。」
開始耕田之後，周思中由當日衝出勾機的前鋒，變成守尾門的後衞。由雨傘革命到反送中運動，每一次都是農場的拍檔去衝，周思中留守農田，維持最基本的運作。
「耕田，要三個月之後才見到成果。」他靠這句話逼自己留在田裏。十一月周梓樂身亡，眼見中大、理大淪為「戰場」，周思中卻在田間呼吸着違和的清新空氣，「我有問過自己，到底是否逃避？」
三個月之後，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首先肆虐，然後波及世界各地，香港未能倖免。面對疫情，食物供應因市民恐慌搶購而出現短缺。那時，本地農作物成為救命稻草。「二月買到的菜，就是十一月種下的果。」周思中笑言，自己今時今日去前線衝擊反而礙事，「暗號又唔識，地形又唔熟，不如耕好塊田，每個人在不同崗位發揮最大的能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去年六月的百萬人大遊行之後，周思中在臉書寫道：「哥哥姐姐比瓜瓜（女兒）大不了多少，十多年後，香港將來難料，爸媽也希望至少讓你成為正義勇敢的人。」無論是耕田札記還是湊女日記，文字貼地有人味，比起當年筆戰時用詞艱澀生僻，從文字也能讀出不一樣的周思中。
低迷時也要生孩子 生命力比你想像中堅韌
昔日搞社運，周思中出名食垃圾食物，連飯堂的油炸硬薯條都照食可也，因為保衞菜園村才學煮食。採訪當晚，周思中從農田回家，太太李俊妮剛好與女兒瓜瓜洗完澡，飯煲已煮起一鍋紅糙米。李俊妮晾衫，周思中掌廚，記者陪瓜瓜玩煮飯仔，那是再尋常不過的家庭生活，年輕的歲月的痕迹，都給收藏在客廳旁邊的一些角落，一大堆書，一大堆電影光碟，以及一尊馬克思頭像。
大門邊旁掛上夫婦二人在菜園村漫步的婚照，客廳中央掛上一幅菜園村巡守隊的黑白照，還有一家三口的嬰兒照。不同角落貼着揮春，最當眼的是：「老實種田，痛快收穫」。社運的足迹，完美融合在生活日常。
女兒瓜瓜在二〇一七年九月廿八日出生，剛好是傘運三周年，也是二人結婚三周年。當時社會氣氛低落，二人依然堅持生育，不擔心要小孩來到世上受苦嗎？「泥土的堅韌生命力，改變我對當下成敗得失的看法。只要我們願意耕耘，在任何地方生活都可以養育小孩。」
女兒出生之後，周思中更加覺得，一家三口可以創造一個自己想要的世界。小孩的成長如同種植，播下種子之後，只要盡可能不妨礙植物吸收陽光，植物自然懂得生長。「植物之所以成長，重點不在於我們做了什麼，而是我們沒有阻礙植物活出本來的樣貌。養育小孩，也是同樣道理。我只想女兒做一個自在自信的人，擁有廣闊的胸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