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T地的作家說：「如果要寫作，不要離開自己的土地。」
於是我不由自主地想，離開自己的土地，是一件怎樣的事？是鳥離開築了巢穴的樹、貓離開棲息的地區、蛇無法返回熟悉的洞穴，還是，寄居蟹失去了舊有的殼同時再也找不着新的、蝸牛在雨天被踩碎，或，龜被活生生地剝離自己的背部？
在《笑忘書》裏，米蘭昆德拉述說了兩個故事。在第一個故事裏，「我」跟成千上萬不甘壓迫，選擇反抗的捷克人一樣，在俄國人佔領國家後，紛紛失去了工作。沒有人有勇氣給他們工作，因為秘密警察監視的目光無處不在，一旦發現有人在幫助反抗者，救助人將會毀掉一生的前途。「我」在幾乎飢寒交迫的時候，得到一本雜誌的年輕編輯相助，讓「我」以隱姓埋名，另起筆名的方式，在雜誌內寫一個星相專欄。不久，這件事被揭發，年輕的編輯丟了工作，她再找到另一份工作，就在面試成功之後，她被告知不能受聘。
在另一個故事裏，塔米娜夫婦流亡後無法回到布拉格，即使他們能得到特赦並被邀請回去，可是，一切已不再一樣。當塔米娜的丈夫，工作被調換得愈來愈低級，終於被辭退後，朋友心裏雖然支持他，可是全都因為恐懼而無法替他說一句話，於是，朋友們的羞愧成為了他們之間的隔閡。丈夫的前同事為了保住工作，簽署了一份公開聲明譴責他。塔米娜為了讓弟弟高薪職位不受影響，不再跟他聯絡。這一切都是讓他們無法回國的鴻溝。
構成一片土地的最關鍵元素，是上面住着的那一羣人、關係、制度、信任、語言、說話和走路的速度、價值觀、處事的方法和規則……一堆難以名狀，而令人感到無比親切的事物。然而政權像暴風那樣，輕易便捲走建立多年的這一切。
米蘭昆德拉在44歲的時候，因為曾經批評俄國入侵布拉格的行為，被列入黑名單，開始流亡法國的後半生。在法國最初的15年，他一直以捷克語寫作，關於「布拉格之春」和在俄國人的統治下布拉格人的生活。他的身體移居了，但靈魂仍留在原居的土地之上。
經歷過兩次流亡國外的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說，他是個飽受記憶困擾的作家。他的《擁抱之書》，一篇又一篇像詩那樣的短文，拼貼出的卻是關於國族歷史的個人傷口。記憶是一種義務，卻也是令傷口無法順利癒合的刺激劑。此書在1989年出版，那時候，他已經結束了流亡生涯，回到出生地烏拉圭，可是，他身體內某個重要的部份仍然活在過去的可怕的烏拉圭之中。「烏拉圭獨裁政府意圖讓每個人都孤立無助，希望每個人什麼都不是：在監獄裏，在軍營裏，在整個國家，交流是一種罪行。」他這樣寫，可是人們沒有放棄交流，無法說話，便用手語，無法見面，便敲打牆壁傳達訊息。土地會在人的身上留下疤痕，土地會不斷改變，可是傷痕難以消失，因為，那是回家的路徑。
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二年，我剛剛進入一所報館工作，在某篇報導裏，我寫下了關於高行健的譯者來港舉行講座的事。主任把報導刪掉，告訴我，不可以提及這些危險的名字。那時候的我感到憤憤不平，現在我才知道，當時太年少，無法明白，這是他回家的方式─有些人的身體最後回到自己的土地，有些人以思念或作品連繫着自己的土地，有些人則以缺席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土地，尤其是當他們成了一種別具意義的忌諱，國家不自覺地留給他們一張空的椅子。
隔周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