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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的浪漫誤會

陶傑.摩星嶺上
2016.06.11

「文革」五十周年,有點尷尬的是歐洲知識界。五十年前,他們一度也是毛粉。

左派知識分子總要有寄託,正如基督徒永遠要相信死後經末日審判,可以上天堂。一九六七年,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成為英國和歐洲左派一廂情願的一種幻想。英國工黨一位知識分子彭東尼(Tony Benn),本來是貴族家庭之後,受到胡志明和毛澤東革命理想的激勵,宣布放棄貴族銜頭,他的名字也由貴族的Antonny改為工人階級的Tony。

彭東尼是博學之士,對社會和文學都很深認識,獨是對遠東的中國一知半解。他時時拿一個煙斗出席倫敦反越戰的集會,反對美國侵略越南。彭東尼形象英偉瀟灑,成為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左派學生的偶像。

加上此時女明星莎莉麥蓮和珍芳達都相繼訪問中國和河內,回到美國發表觀感。莎莉麥蓮又名「傻大姐」,五十年代紅極一時,主演過威廉韋勒的《雙姝怨》,演一對潛在的女同性戀者之一。喜劇《花街神女》則演巴黎的一個妓女愛上警察。戲中常演低下階層,不知是不是如此潛移默化,竟然相信起毛澤東的文革中國是美國應該仿效的目標。

珍芳達則跑到北越,會見越共,回來之後大肆批判美軍在越戰的「暴行」。這兩個女明星本來全職演藝,對於政治,演藝界的人一向所知不多。然而有點名氣,最怕這種人,總想實踐一點「理想」,就像人有錢了,總要追求國家認可和社會地位,亦即俗稱「上神枱」。

莎莉和珍芳達在美國捲起一股旋風,和約翰連儂的反戰歌聲,內外呼應,一時嬉皮士吸毒性濫交,將毛澤東的「文革精神」開放在大西洋彼岸。

然而中國人在大陸,卻因為鐵幕封閉,不知道西方的誤解和荒謬。偶然有西方學者來中國,參觀人民公社和幼稚園,出來發表幾句捧場話,中國人都十分興奮。「文革」的高潮,雖然是林彪企圖刺殺毛澤東失敗,死於外蒙。但毛澤東善於調度形勢,即刻宣布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尼克遜貴為美國總統之尊,肯親自來到北京,令許多海內外華人覺得很有面子,認為以前美國欺負中國人,現在總統也移樽就教。

中國人的自卑感,加上崇洋情結,對毛澤東的文革起了某種移情的投射效應。就在這個時候,李小龍由美國回港,拍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門》,在戲裏將外國人和東洋鬼子拳打腳踢,落花流水,更將文革毛澤東的神話效應推向另一個層次。

文革雖然在大陸是瘋狂,但過了羅湖橋,在自由世界,卻演變為一場狂歡舞會。西方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絕對無知,一心以為毛澤東就是馬列主義當然的合法繼承人。毛澤東自己的飄飄然,以為史太林死後,國際共產運動的第一號頭目,非他姓毛的莫屬。毛澤東看不起克魯曉夫,認為克魯曉夫尋求與美國改善關係,是向帝國主義投降。然而毛澤東邀請尼克遜來北京,也被北韓和阿爾巴尼亞視之為投降。共產黨頭目之間,夾有太多的眼紅嫉妒、私人恩怨。

毛澤東後來更邀請了美國的黑豹黨領袖訪問北京,呼籲美國黑人在美國展開恐怖主義襲擊活動。換言之,如果今日毛澤東在生,他會接見伊斯蘭國的一二號人物,讚賞他們的行為,進一步鼓勵他們在紐約和倫敦發動恐襲。

「文革」就是一個如此莫名其妙的時代。可幸香港的紅色暴動,很快被英治的政治鎮壓成功。麥理浩來香港,推動香港本土意識,為新浪潮電影新時代的到來埋下了伏筆。香港人雖然看見五花大綁的浮屍,天天沖在香港,都會珍惜英治時代的庇蔭。他們沒得吃,死於武鬥暴力,「我們」卻在百花齊放的殖民地時代夜夜笙歌,歡樂年年。

香港人有感於不同「中國人」,其實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場暴動,已經是分水嶺。後來大陸改革開放,香港人一度被感動,紛紛北上投資設廠,教會共產黨走資,一心以為中國會走上文明正常之路。後來當然連續大失所望,因為「六四」,也因為其後二十年的倒退。

今日回顧「文革」就會明白,香港和中國遲早都會分道揚鑣,其中的恩怨情仇,只是一場誤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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