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仔陳健安介紹他頸上的鏈墜：「家人送給我的，是生命之花圖案，我的右手腕也紋了同款圖案。」自從C AllStar三年前休團，他單飛後感到缺乏方向，透過瑜伽和身心靈練習找到療癒效果，生命之花是一個標記。
其實不是那麼神化，今年有疫情，很多習以為常的事物原來並不是那麼必然，包括買票去看演唱會，已經停頓一年了，這就是無常，人總想在無常之中找點慰藉。
陳健安的首次個人演唱會大受疫情影響，原本是二月在新伊館的實體騷，延期至九月再改為十一月網上售票舉行，這就是我們要適應的新常態，買票安坐家中然後開手機登入看live，以後人類會習以為常。
「我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呢？」青春的人適應力強，夢想也特別多，On仔做過足球員，又讀過護士課程，然後才經歌唱比賽入行做歌手，球場、病房、舞台，他是這樣帶着夢想飛過來的……
旺角街頭介紹自己
C AllStar是香港樂壇近十年最成功的組合，最初在旺角街頭表演介紹自己，後來因一首《天梯》爆紅，得獎無數，兩次登上紅館舞台，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場地開騷也不計其數。
做組合的難度之一是角色分配，每個成員要擔當一個恰如其分的位置。「我在C AllStar的角色是負責推動其他人和搞氣氛，很記得那十幾個星期在旺角行人專用區，一踩落去，我自自然然做主導，拿着咪，很厚面皮的說：『大家好，我們是今年出道的C AllStar。』每二十分鐘講一次，很多破冰、現場氣氛的工作，由我負責。音樂上，哪些位置四人一起唱、哪些位置唱和音等，哪裏加些『hoo』、哪裏加些『ha』，大多由我負責編排。公司有個非常細小的錄音室，我們學習操作錄音器材，自己按掣剪輯，做埋錄音工程師，幾個兄弟一起實驗，可能我腦裏多想法，通常做起動、撻火那一個。」
與釗峰從磨擦學習長大
遇上幾位成員意見不合時，On仔說自己通常飾演很有意見的一位。「我會吵架，在組合之中，我和釗峰比較主動，我會表達自己意見，例如有一首歌叫做《自由軌道》，是我們四個第一次一起作曲的A Cappella（無伴奏合唱），我負責剪輯，不知不覺做了監督的角色，有一次沒告訴其他人，刪除了一些部分，釗峰發現後問起，我說：『是，因為走音。』接着他就起火，叫我若想刪除的話應該出聲，我感到有點委屈，說了一句：『這樣的氣氛之下，我錄不到。』然後就走開了。現在回看，是不夠成熟，那次我很忿怒，好像小時候發脾氣那樣，撼頭埋牆，釗峰想過來攬住我，我說：『你不要過來，我好火，我驚我打你。』其實我不會打他，最多打自己。」
Jase和King有時做中間人，很少四個人一起吵架。「釗峰比較容易辣火頭，他不知道自己氣場好勁，他的性格是喜怒形於色，有時他即使不說話，也會有陣『黑氣』，我們就知他有不滿，我們形容他的說話是『放飛劍』，慢慢我們學會不聽入心，由他講。」
做組合就等於學與別人相處，也學會不留隔夜仇，他們四位就是這樣長大的，至今仍互稱兄弟。他說：「在感情方面我們會傾心事，互相支持，很有趣，我們曾輪流分手，很簡單，飲杯酒，做聆聽者，說句：『下個會更好。』就是這樣。」
會做陪葬品的一幅畫
C AllStar在一七年宣布休團，幾位成員已各自推出個人作品，陳健安去年出版首張唱片《本原》。
他在單飛後感到迷惘，努力尋找個人身份，特別感性的他，開始探索在組合時期未曾摸索的內心，今年三十四歲的他對人生有很多新的看法。
「現在回想，單飛是很好的timing，過去三年更清楚自己是什麼人、什麼對自己最重要，以單飛的身份接觸很多人，給自己很多task，究竟我可以做到幾盡呢？對自己的信念強了很多，這是我在單飛的階段得到的東西。」
他學習斷捨離，丟掉一些足球獎座，告訴自己足球已不是人生夢想，但音樂是，會繼續努力和投入。「哪些人對我最重要呢？是家人。我三十歲時，家人很窩心的畫了一幅畫給我，哥哥姊姊都有份畫，小朋友不懂繪畫，印上了手印，我媽媽亦有加幾筆畫些小鳥，我對自己說，這幅畫會是我的陪葬品。」
網上音樂祭典
陳健安《以青春之名演唱會》經歷兩次延期後，改為十一月網上舉行，他決定取回主導權。「訂一個跟實體演唱會一樣的場地，準備功夫比實體騷還要做得更多，用新的方法，自己救自己，為這個行業找一個出路，我們的口號是『願我們以青春之名繼續拓荒』。」
他索性將演唱會做得更大型，舉行一連七天的音樂祭典。「究竟我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呢？近幾年，我很喜歡研究內觀和身心靈的練習，我覺得這些都很適合這個時勢，例如做冥想、瑜伽和斷食，全部都是向內心找答案，我會滲入這次本原祭之中，例如我會教大家畫生命之花，又會教大家健身，不過主角仍然是音樂，十一月七日是演唱會，之前六日請來不同音樂單位合作，其中一個是樂團雞蛋蒸肉餅，全部都是感動過我的音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