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得他。輪廓比十四年前更深了一點，但是他沒錯。他低頭找啤酒，我在便利店雪櫃的後面上架，剛好和他對上了。
他逆光，我這邊漆黑。
「先生，你要的啤酒。」隔着啤酒架，我把一罐遞給他。
他當然不認得我。
他到櫃台結賬，他比照片上的那個人俐落、年輕。付款後，他用食指輕搔了一下耳背，我討厭自己也有一樣的小動作。
「剛才那個男人，還買了什麼。」我問收銀的前輩。「沒什麼，啤酒，交電話費。」她懶洋洋地應道。我翻開那疊電話單，找到他的地址。他住在坪洲。
他是我老爸。最後一次見他，我四歲，弟弟還不到一歲，那時老媽還沒老，端莊又漂亮，我們住在台北的家。他做會計，在家裏穿襯衣辦工的那種人。
然後有一天，他留下一封信給老媽就消失了，老媽看了，默默流淚。後來的半年，老媽跑遍了整個台灣，拜訪每個老爸或許認識的人。我跟過她幾次，她的安靜，讓所有她拜訪的人都覺得虧欠。大概半年後，家裏收到一張非洲寄來的明信片，附了一張老爸的照片，笑容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燦爛：我找到我想要的，希望你們也安好。
「混蛋！」然後老媽撕心裂肺地大哭一場。幾天後，我們也從台灣消失，到了香港。
我提着一個包裹，敲他的門。
「先生，快遞到了。」
他開門，說：「你敲錯門了吧。」
我點開手機，說：「是這裏，沒錯，要不你也看看有沒有收到送貨通知？」
「請稍等。」
房子裏沒有多餘的傢俬，沒有兒童玩具，沒有別的人。一個小木櫃上的照片架裏，有一張四人合照。
他回到門口，說：「或許你告訴我，你要找的地址，我幫你問問。」「那可能他們又搞錯了。」我往照片方向指去：「你的家人？」「嗯，三天後就是大兒子十八歲生日了。」可能有20秒，我們到了另一個地方。
在老媽留下的一個小盒子裏，我找到那張明信片。我請一位台北朋友，把明信片寄還給他，回郵地址寫上我們的舊居。
一個星期後，他房子上了鎖，合照不見了。而我還沒有決定要去哪裏。 
（隔周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