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白色方巾，在不明來歷的角色身上，被輕輕摺出「冰山一角」，放進上裝襟袋裏，恍如神話中的畫師，向筆下肖像吹一口氣，畫中人即刻活了過來。
氣是真氣，人成真人。縱然這個人的故事還沒展開，角色已滿滿身世之感。
梁朝偉在《阿飛正傳》（一九九○）才開拍便留下寓意更勝實際的鏡頭時，大抵不會想到連串作好出場準備的表演，會被委以「壓卷」的重任：再無下集的電影，既是「命運」，也是某種「預言」，於一個時代，是未竟之業，於個人，則是畢生之作。
《重慶森林》（一九九四）中的梁，變相是從《阿飛正傳》投胎轉生，換上軍裝制服，但對貼身之物的情有獨鍾不變，那邊袋巾有戲，這邊的肥皂是對手。
故此，我不同意《阿飛正傳》中的他與《花樣年華》中的他是同一人。
兩個可以都姓周，叫慕雲，也可以同生在六十年代的香港，但一個賭徒，一個文化人，分別不只在舉手投足，更在處理手中之物，也就是如何不依賴語言來「說話」。
《花樣年華》（二○○○）中男主角總在「談情說愛」，儘管有點「拙於言詞」，但他的工作，就是文字，他和對手的「言情戲」，也是以怎樣「紙上談兵」（合寫小說）來表現。及至人居兩地，電影尾聲恍如向《阿飛正傳》遙寄相思：對着樹洞「留言」一幕，何嘗不是「欲知後事如何」的瑕想？
但，有着兩小時情節托底，「樹洞」的瑕想空間便不如「袋巾」的大。「樹洞」前的先生說了什麼話無人知曉，只是意義上並不開放，「樹洞」就是「告解亭」，任何人在它前面一站，「悔不當初」不寫在臉上，也寫在背上。
與向「樹洞」借力相比，「袋巾」可不一樣，不是梁向這小小白色一塊呼出一口氣，它就只是死物。
「真氣」來自最短銀幕時間裏，演員有幾能把細節的處理冶煉成戲劇張力。在連串整裝待發的大動作後，袋巾的摺疊，除了是儀式一部分，也從一件物件的存在，被提升成一個角色的雙重隱喻。
那是個靠表子「賺」飯吃的賭徒，而當梁慣性摺着袋巾，卻有那麼一刻，決定哪一角露出，哪一角收藏，這個賭徒，其實就是個演員。
「表」做給人看，「裏」是自己的底氣，演員的天職，無非以扮演他人以發出「我是誰」的請帖，歡迎觀者對號入座。梁把袋巾拿起來先對摺成長方形，再摺成一半的方形，往襟袋一放，日日如此，無痕無恨。「賭徒」的他經營體面，「演員」的他，是肌肉的記憶力的奏效。
看似不費吹灰，那些日常不過的生活瑣碎要在眾人目光下再活過來，最考驗的不是演員的「表」，是「裏」：甜酸苦辣，看怎樣轉化為日月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