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在台北放映復修版的《獨立時代》,是第一部我問楊太太彭鎧立女士可否搬上舞台的楊德昌電影。
與它邂逅是一九九四年的倫敦電影節,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楊德昌走那天又看了一次,三十年來已數不清結緣多少次,對於多麼藝高人膽大的楊德昌只有敬佩,因再沒看過有華語電影如此呈現現代華人的精神狀態:人人都處於緊繃的崩潰邊緣,就看那裏提供最後一根稻草。
那是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但片中每個人都是一開口便像一篇鋪文。
「沒有人瞭解我。」善良但被認定是虛偽的琪琪說。「我好寂寞。」純真但被認定是愚蠢的阿欽說。「我知道你想我回答你什麼。」固執但被認定是憨厚的小明說。「如果說到處都是真理,那些自以為自身是先知的人還有什麼理由可以繼續裝模作樣。如果我們不去規定出真理只有一個,怎麼會跑出這麼多假的呢?就是因為真假難分,才會有這麼多人對人的猜忌,人對人的誤會,彼此才會有這麼多不合理的期望。」庸人但被自己認定是智者的作家姐夫說。
精人?笨人?Winner?Loser?忠誠者?出賣者?生意人?藝術家?加害者?受害者?抑或,「世界大同」,「都是裝出來的」,沒有人不是wannabe?
情節中的「倫理」和「關係」都只是幌子,誰跟誰說誰的不是,也不是需要被理解的內容,該被聽見的到底會被聽見:抱怨,埋怨,和一觸即發的積怨。
明明是兒子,對着父親,卻是妻子對丈夫(他的母親)的口吻:「那些年我怎知道你在搞些什麼。」後者轉過身,對任勞任怨的姨太太只一句:「飯桶!沒事他(兒子)怎會來找我!」最後是姨太太在醫院才做好父親救不回來的心理準備,「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以後一定要玩得更開心,我才不要管人家怎麼講……」話音未落,醫生走進來告知父親沒事了,先是陣沉默,突然決堤般,姨太太嚎啕大哭起來。
是太歡喜?還是一場歡喜?
《獨立時代》的力度三十年不減,在於虛實並置,任各取所需。表面上滔滔不絕,但真章一出,卻不用片言隻字—姨太太哭出來的剎那,好比小孩來到世上,無盡甜酸苦辣在等着。
滋味的層次如此豐富,難怪全片零配樂,鏡頭也甚少切割,讓角色的一言一行記錄在一鏡直落裏,任由觀眾自行判斷。
不誇張,每次看《獨立時代》都是第一次看,因為總記不住一段段密不透風的自圓其說。然後,在一幕又一幕的不可置信裏,已被電影捲進反思模式,尷尬、失笑,然後眼角濕潤,最後流下淚來,既為戲外人,也是戲中人。 笑點淚點歷久不衰,實乃華人「喜劇」(悲劇化身)登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