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沒看過《家變》,香港沒有人沒聽過「家變」。問○○後的學生們《家變》知多少,答覆是:「年代的東西。」
他們口中的「年代」,是一九七七年的香港,不是一九七三年的台灣。《家變》是不屬於他們的「神話」,甚至,不一定知道它有家喻戶曉的主題曲,就連聽過「羅文」,也沒見過他的樣子。是不是跡近有巢氏、神農氏於每一個人?所以,當我用香港的《家變》打開台灣的《家變》這本書,並且告訴大家,作者王文興在日前逝世,「年代」二字,早不足以形容這幾個年輕人與上述名字的陌生感,距離感。
直至,我為他們播放了王文興寫作的「偷拍」鏡頭。在黑白片段裏,光線幽微,桌子前趴伏着狀似書寫,又更像以筆敲打白紙的「作者」。從中發出的聲響,雖然毫不動聽,但落在主修音樂的學生耳裏,無疑「另有文章」:雖說「書寫」是無聲的,王文興對文字的想像打破了一貫的「安靜」,當一橫一豎隨落筆輕重帶動了節奏感,正在寫的小說便不是只有「看」,還能「聽」。
一位位準音樂家們,就是這樣在「不是音符」的音符,「不是樂譜」的樂譜中,找到了音樂性。因而心領神會,「音樂」是被有音樂細胞的人創造出來的,儘管這個人沒有拿起過一件樂器。
二○一一年,接到張艾嘉的來電,問我可有興趣主持以王文興的創作過程為主題的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的宣傳訪問時,不自量力便答應了。一個半小時的短聚,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認真卻不嚴肅,因為幽默感好不豐富,精準卻也合情,因為當那麼多的聲音都在議論他的文章難懂,他得出的結論卻如此平常:「看太快就一定看不懂。任何書看太快都會看不懂。」
談到他的眼睛跟別人有何兩樣。「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我看什麼都喜歡看很久,喜歡凝視(stare)。這是最不好的事情。有時候街上有人牽一個三、四歲小孩,小孩很好看,我就看他,他的父母就會『敵意』的回看我,我是不自覺,這證明什麼呢?那樣凝視證明我的眼球不是太靈活?不是吧,只是你的興趣可以長期在同一個事情上,是容易感興趣,無論什麼只要有興趣的話就一直看下去。」
時間愈久愈看仔細,細節的綿密構成耐性的考驗。難懂,是心對腦的抗議,有效的制衡,是把「看」變成「讀」,讓文字變成「有聲畫面」。再來,除了寫的過程可以有助創作,讀出聲來亦有助了解。《尋找背海的人》的導演林靖傑說:「有一天就下定決心每一個字都讀出聲來,有一陣子我就在一家咖啡店,每天下午把《背海的人》大聲朗讀出來,還讀得手舞足蹈。」
好一節另類音樂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