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是第一部我能把它看進去的王家衛作品。
距離第一次在大銀幕上看他導演的《阿飛正傳》（一九九○），這一段路，我走了三十三年。那是一九九一年二月，電影獲邀參加柏林影展的「論壇」單元，放映地點是Kino Delphi，導演本人和女主角張曼玉隨片出席。
那幾年我住倫敦，柏林影展每屆必去，又因《阿飛》在香港上映午夜場時收穫觀眾開汽水蓋與𠝹櫈的花邊新聞，電影的廬山，便更教人好奇。我記得看戲前和王家衛在Zoo Palast對面的中國餐館吃了飯，仍是新春時節，又在異地相見，大大增加了對《阿飛》的預期。一定是我問這又問那，王導演不厭其煩說：「你看了再說。」
倒是他的處男作《旺角卡門》（一九八八）至今依舊緣慳。無獨有偶，我也是電影到台北宣傳期間，在名叫IR（椰如）的咖啡店碰見他。那年夏天帶他跑通告的人員應該是他在台灣最早的「粉絲」。《旺角卡門》在台灣改名《熱血男兒》，據說港台兩版有不同結局，分別是劉德華中槍而死，和因腦部受創後，在獄中服刑時變成癡呆。這一伏筆，是把悲劇性由壯烈調向惆悵。
無三不成幾，又一次與王家衛的好久不見，也是在台北。只不過，那不是「巧遇」，又或，機緣可以不只是出於當下，而更源遠流長。
一九九四年，第三十一屆金馬獎十二月在台北舉行，《東邪西毒》與《紅玫瑰白玫瑰》是三部最佳改編劇本入圍電影的其中兩部。前者的編劇是導演本人，後者是我。我從倫敦到台北出席相關活動，其中一項，是拜會當時的總統。兩輛大巴士載滿當屆獲提名人士到了總統府，逐一介紹、握手、茶會、致送紀念品、大合照。現在往回看去，好些畫面歷歷在目，但又像從未發生。有趣的是，兩部電影為甚麼會在同一年誕生？這是我在一九八○年認識王家衛時，絕對不會預見的「未來」。
第一次看見王家衛，是在無綫電視一號錄影廠的編導室裏。《輪流傳》被視為監製甘國亮第一部長劇的考牌作。日以繼夜，外景廠景，全組人員均在作戰狀態，我對當時還不認識的王家衛印象深刻，是有那麼一個可能已經多日沒見到床的年青人，正伏在導播枱上沉沉大睡。四周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絲毫不影響想必已累壞的他。
相傳王家衛有說過，想拍一部叫《東邪西毒》的電影，但情節與金庸原著的《射鵰英雄傳》無關，他的靈感，來自一個男人的睡與醒。夢鄉裏，是被一個女人追／殺，現實裏，追／殺他的不是夢裏的那個女人，是另一個。「忙」與「趕」是八十年代香港影視工作者的常態，後來「飛紙仔」蔚然成風，有時是才華使然，亦有時是逼於無奈。
《輪流傳》在香港電視史上最後成了神話一則，是「她」的任務並非完成在功成身退，相反的，先是出師未捷，繼而腰斬收場。與此同時，同一位監製被臨危授命，由他率領創作縱隊的十四集中篇劇應運而生，王家衛和我，都以編劇身份榜上有名，加上甘國亮先生，就是經這《執到寶》一役，二人宛如「同門」，也生出「共事」之誼。
既是應運而生，便要不乏應變之策。名為編劇，更多時候是在見招拆招。比正規長劇的創作方式個人化得來，執筆者又要及時了解另一支筆下的構思從哪裏來，又往哪裏去。甘先生集監製、編劇和演出於一身，王家衛和我，一邊集思廣益，亦不忘各自馳騁在情節及人物的天馬行空裏。
當時的畫面是，坐在寫字枱的兩端，他寫了那一句對白，我寫了那一個情境，對接之間跡近「互相砥礪」，源於二人「樂此不疲」地慰勞對方以妙語如珠。
若說《執到寶》是匹叫好叫座的「黑馬」，與上述的創作方式不無關係吧。它有它的隨興與率性，顯然間中也有「過火」的時候：與創作無關，主要是紀律。雖也明知「趕貨」重要，但兩人都想看的電影已屆映期的最後一天，蹺課似的，把筆一擱，便從上環的外景場地過海到旺角的戲院，先把心願還了再說。那是謝晉導演的《舞台姐妹》（一九六四年首映），女主角是上海演員謝芳。
上海，於王，是家鄉，於當時的普羅大眾，是冒險家樂園的投射想像。一九八○年香港電視劇史上爆紅了以「上海」作賣點的《上海灘》，而且在春天推出了第一部，夏末和冬天還有續集和三集。
那時候的王家衛還沒轉戰大銀幕，所以也不會知道，他的事業也將會與「梟雄」、「盛世」和「回歸」有緣，只是他要先從香港出發，再在地球上兜一大圈，終於以電視劇集《繁花》歸納了這一段要走上四十年的路。
年份，在《繁花》裏沒有安守本分，反而是「任性」的跳脫來去。除了第一集第一張字幕卡打出「一九九二」，之後的時空關係都不按常理出牌，「六個月後」的下一張可能（以）是「兩小時前」。諸如此類的「跳過」或「回放再回放」，給一羣在風口浪尖中翻爬滾打的人塑造了背景的深度：從前之上，還有從前，一千個果的背後是一千萬個因。這種筆法，打破了通俗劇常見的為巧合而巧合，因為角色的際遇，再不是建立在單一的事件之間，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像人生和命運，是無數偶然與注定的一體兩面。
汪小姐拒絕了寶總送她的卡廸克拉，只因當時她還不需要把她載去深圳下大單的一匹快馬。機緣來了，卡廸克拉就是她的千里駒。我想我會追看《繁花》，也是同一理由：
現在追上了過去，就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