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時間,《野玫瑰之戀》(一九六○)都是通過梁漢華(張揚)的目光去「看」鄧思嘉(葛蘭),尤其在前三分二(女主角「看不見」的過去「被看見」之前),所以觀眾「看見」的,不只他看見的「她」,也是「她」在怎樣對待「他」時,反映在「他」心裏的「她」:
煙視媚行,放浪形骸,撩事鬥非,好勇鬥狠,粗鄙不文。
代表「本能」的「她」,與觀眾看見的「他」,屬「異性(格)相吸」。所以觀眾在梁漢華對「她」的各種「凝視」裏,也完成了對「她」的自我投射:假設電懋的文藝片主打「中產」的觀眾,葛蘭在片中的「改變戲路」,便是對於男性慾望/女性想像提供看似「解放」,其實只是「原型」的另一種面譜:「男人」永遠長不大,「女人」永遠願意為「他」自我犧牲。
《野玫瑰之戀》於我「有趣」在於它是類型電影裏的「混搭」,一半是言情文藝,一半是「Film Noir」。前者大部分是「作者意識」,後者我認為是「集體意識」:
一般在Film Noir裏的「男人」(局中人)知「女人」(femme fatale)都有了,不過「破局」的tour detour 在片中卻成了不歸路:同歸於盡。這個迴異於「Film Noir」的結局,會不會是基於作者在影像處理上,使用了風格化的光暗對比,人物心理卻很平面?
情節,本來在《野玫瑰之戀》裏完全可以是「情結」的同義詞。梁漢華表面上對於人生的預期,因現實所迫,由音樂(家)老師「淪為」「洋琴鬼」(他自己語)而有志難伸,就是他的意識一直在作梗。「落難」變成「心眼」,第一天上班,便聽到鄧思嘉在唱「終有一天要你死在我手裏」,一個「手」字,該給他的精神帶來了莫大刺激吧:他的價值,不就體現在一雙手上?
雖然鄧思嘉口中的「手」別有所指:有云「英雄掌上野荼薇」,如果「野花」是她,她可不是要成為「家花」,正好相反,她是自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在這點上,之後的鄧思嘉已不再是femme fatale,因為謎底早揭盅了:「她」要當的不是心機女,是大丈夫。
所以當梁漢華上了她的「香閨」,上演的不是「被色誘」,是「在最短時間內檄械」(她比原定早了一日便贏了打賭),Film Noir 的精神在這兒便「形」存實亡。又因葛蘭不是比提.戴維絲,或芭芭拉.史丹域,觀眾不可能接受她演的角色往「惡向膽邊生」走去,於是當梁漢華「死(栽)」在她手裏,電影(和編劇)便要另外鋪出下半部戲的路軌,那是為了戲可以往下演而編出來的「情節」,而不再是探究角色命運受它影響的「情結」。 「壞人」獨眼龍,鄧思嘉的前夫,就此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