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屋簷下》（一九六四）是一部「時裝片」，時裝在這裏，不是時尚的衣裝，卻是現在式的穿著，也就是說，這是一部關於此時此刻的電影。沒有直接說明，但兩個字呼之欲出：現實。
但時裝片一定就反映現實？又不見得。要看這些你穿，我穿，他也穿的衣衫，還會被誰披在身上，還有穿到什麼場合裏，試圖發揮衣服──今天還有一個說法，是「造型」──的那些功能。以《香港屋簷下》作為六十年代粵語片那麼貼近中下階層生活的一部作品來說，可能也是很好研究上述問題，甚至伸延到更多問號之上的範例。例如：片中演員的戲服，與他們的身份，心情，身處環境，是不是真能「反映現實」？
又或，是Hyperreality ──似真，是幻？
當然，這又回到一個老題目的討論上：電影，有可能「反映現實」嗎？就算答案是肯定的，還是有解釋權力的爭拗，類似，誰──哪一種創作者，哪一種受眾──的「現實」？複雜就在於，不論創作者還是受眾，兩者的定義也不只是字面般單純。導演乍看掌握角色的命運，但角色的扮演者，又會有另一「角色」的影響存在。他們是演員，他們也（可以）是明星。
明星身上反映的，是「現實」嗎？不能否認，欲望投射就是現實之一：不然明星除了演戲，為何還有一種更能帶來高收入的工作，叫商品代言人？以至現在關於明星的Hyperreality是，拍片可以只是換取當代言人的「入場證」──這，聽來有些荒誕，可是，在有與沒有這樣的事實的層面上，它是真實的。原因？電影不值錢（當它被濫拍濫用來達到不是本來的目的），廣告卻是每一秒鐘都在「製造」金錢的流動。
所以，導演是創作者，不代表與他在這部電影中合作的明星的權力一定比他少。明星的存在，若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的欲望，那麼，最考驗導演的，便是看他如何處理「現實」在他的電影中的位置，又或抽象地說，「角色」。
楚原就是像希治閣一樣值得研究的個案──非關他是華語電影中的緊張大師，而是，在一個女明星才是「王道」的時代（即觀眾既要看女性受磨難的故事，但又想看見她們光鮮亮麗），他很快就從《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〇）那樣的「爛衫戲」轉型到《含淚的玫瑰》（一九六三）的「時裝片」。雖然，前者也有大明星白燕壓場。
楚原與希治閣在女明星作為票房號召力的得心應手，一個在於男性心魔揮之不去──希翁的功名與惡名從來一體兩面。另一個，則是女性情結夢縈魂牽。女明星在二人的電影世界裏，跟活在二十世紀中的一般人無異，但現實的重點不在電影的世界卻在電影本身，因為，希治閣在銀幕上呈現的性焦慮，與楚原最為擅長的愛救贖，無一不是必須透過女明星像鑽石一樣被導演切割，打磨，才能折射出現實中看不見的另一重現實：教人欲迎還拒的 reality。
但《香港屋簷下》的導演不是楚原，是李晨風，「擅長將文學作品改編成通俗文藝電影，從中到外，從古到今，從雅到俗，成績早已得到業內人士認許」（黃愛玲語），也是我最難忘的《寒夜》（一九五五）的一位粵語片導演。而在他拍於社會與電影工業急速變化時期的一部「時裝片」中，我從女主角朱欣欣（苗金鳳）的造型，看見了「反映現實」的多重矛盾。一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一夜之間家道中落，由豪宅遷居木屋，後來連木屋也住不起，但已珠胎暗結……這麼多「現實」問題需要面對和解決──她的「衣櫃」，就是矛盾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