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不知道遙遠的香港可還會綻放煙花，鬧哄哄的半個小時，維港兩岸盡是人潮，燈火璀璨，盛世朦朧，也許只為了在不久的將來，留下一點欷歔的回憶。 我的煙火回憶，始於六七暴動後的香港節，聲色喧鬧的花車大巡遊，吸引了我和一個同學仔，從深水埗徒步，一個勁的跑到尖沙咀，爬上九龍公園的籬笆頂上去，顛顛危危的，窺看那麼一丁點的匯演。 那時候，還有一個「香港節小姐」選舉，好像不是個人報名的，而是由不同的團體或機構推舉代表，人面和市面，同時粉飾一番。 我記得香港電台也有參加，代表的女孩，叫關文慧，助選團的領隊，是講波時一把聲音蓋過政府大球場、一下巨喝響遍加路連山的「大聲葉」，葉觀楫，非常落力地不住吶喊，替關文慧打氣： 「美人關！美人關！美人關啊美人關！」 氣勢逼人，羣星拱月中，關文慧也開懷地勝出了。 今天回想，也不知道可有人還記得這件暴動後的旖旎往事，反正煙花過後，通常來說，還是煙比花長久。 我也記得九七回歸的時候，我們付了三萬多塊，爬上麗晶酒店的天台，租了那麼二、三十方呎的地方──對，那是個物價瘋狂暴漲的年代──從高空反方向拍攝腳下冒起的煙花，還頂着危險，把攝影機推到天台的邊上，腰間只繫一根安全帶，另一端扣住天台的水箱，探身千呎之外，凌空拍攝。 剛開始的時候，拍攝的效果，角度又的確特別，朵朵煙花自海中心冒起，穿過白茫茫的濃煙，瑰麗而虛幻地浮現出來；但沒過幾分鐘，濃煙已愈聚愈密，我們都嗆得站腳不穩，在半空中搖搖欲跌，險象環生，眼前盡是白煙，背後隱隱約約的，才是黛玉未暇悲懷的煙花。 但你別說，這樣子拍出來的煙花，還真的別有一番嫵媚，原來霧裏看花，終隔一層之外，還另有一層時光無奈地賦予的意義，六七與九七之間，相隔三十年的意義。 ──而明年，我親愛的朋友們，就是一七了。
北京霧霾得還真厲害，濃濃厚厚、黏黏答答，包圍着你的前後左右，不單可以伸出舌頭來舔，簡直糊得可以當冰淇淋來咬了。 我在霧中走着走着，竟就回到了北京電影廠，那曾經是全國最堂皇的舊京城街景，大夥兒戲稱的「電影一條街」，我們磨了一年多的外景地。 說起「一條街」，中國可多了，「電影一條街」可能是最先流行的，之後，陸續出現了中關村的「電腦一條街」、亮馬河的「花卉一條街」、還有三里屯的「酒吧一條街」，後來改稱「墮落一條街」來，那是後話。 不過，這些眾生茫茫的「一條街」，其實都沒有「壞話一條街」來得有趣。 所謂「壞話一條街」，其實只是我看過的一齣話劇的名字，《壞話一條街》，北京劇作家過士行的作品。全劇的主景，是一條虛構的北京老街，「槐花街」，壞話街的普通話諧音。 《壞話一條街》講述民謠採風者來到槐花街，跟一羣本地的「壞話藝術家」之間的故事。說是故事，其實更像相聲，加一點民謠，有點像Rap，但佈局更像Don Mclean的《American Pie》，能看懂多少，就看你對中國多少年來的認識了。 一句「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紅了江青，綠了林彪」，掀起了全劇的第一個高潮。接着下來，便是那句引得全場轟笑的「幾個人打架是毆鬥，全國人打架是革命」了。 如此這般，一浪接一浪，直到採風者拋出一句梁啟超的「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白蘭地」，眾人才啞然，沒料到一個一直蹲在槐花樹下的沉默老頭，忽然接招：「老年人如博物館，少年人如瘋人院；少年人如大哥大，能漫遊天下；老年人如無線局，對不起，不在服務區……」，弄得全場興奮莫名。 ──我走在濃厚黏答的霧霾中，同樣失笑，只想起同樣關於北京的句子：「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下雨像個大墨盒，颳風像個大香爐」。
不知道可有人還記得，從前的跑馬地進口處，一棵古老大榕樹的對岸，曾經有一家小小的書店，叫「傳達」。 在書店普遍還是擺設得猶如書山書海的年代，「傳達」雖小，卻佈置得從容而舒適，在客人、店主與書本之間，保持一點優雅的距離，東一本、西一本的，中間還有一張靠着落地玻璃窗的沙發，讓讀者看書，或者看風景。 這沙發小小的，坐一個人很清靜內思，感覺像《天涯何處覓知心》，「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坐兩個很親密、很互相交託，像《星期日與西貝兒》，「Sundays & Cybele」；坐三個，便開始心湖澎湃了，性別開始模糊，感情開始越界，生命開始跟愛情捉迷藏，你知道，就像《祖與占》，「Jules and Jim」。 而你──也就是我──只能像個旁觀者，既感興趣又感擔心，而少年的日子繼續，窗外的生命如水，波光粼粼地反照着窗內的一切，你看得見或看不見的一切。 我記得書店的女主人，好像是畫家嚴以敬先生的太太，本身也是個藝行者，愛設計一些小東西，點綴在書本與雜誌中間，供人觀賞。每天下課的時候，陽光穿過老榕樹，再穿過玻璃，灑進書店，窗明几淨，再早慧的孩子，也會感覺一種惘然的迷失、無名的頓悟。 就是這樣，在我少年的時光，每隔一段日子，我都會渡海到「傳達」去，打打書釘。那時候還沒有現今流行的咖啡書店，但女主人大概看我眼熟，偶然會沏一杯台灣高山茶我喝，還故作無心地，叮嚀我好好讀書，是一個慣常逃學的少年最心痛的救贖。 我在這裏打書釘，看完了劉紹銘的《吃馬鈴薯的日子》，立心到外國去唸書，臨行前，書店女主人知道了，編了一串風鈴給我，讓我帶着上路，掛在未來的窗前。 待我到了加州，簡直被那兒的沉靜嚇壞了，於是把風鈴繫在背包上，每天叮嚀叮嚀的走過校園，直到我離開，叮嚀叮嚀的聲音，還在繼續。
回到香港，才知道Page One要結業了，在一片的嗟嘆聲中，書店接連倒閉，傳統文化逐步走進困境，一葉原來不止知秋。 然而，我還是希望這只是香港的景象，在歐美西方，不少書店正昂然踏進一個新文藝復興的階段。我最喜歡的國家之一荷蘭，幾年前，便把一座背負着八百多年歷史的教堂，改裝成一家宏偉、壯麗而美奐美輪的書店。 這幢教堂，原屬於歐洲的多明尼加修道會名下，但遠於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爆發沒多久，教會與教堂同時被法軍佔領，好端端一座聖潔的教堂，淪為武力的附庸。 然後，這棟教堂開始了它悲慘的命運，先是給法軍充公，用作軍事基地，然後戰爭結束，這教堂的氣數，卻彷彿已一蹶不振，斷斷續續的當過政府檔案室、公開試場、概念汽車展覽廳，甚至更難以置信的拳賽場地、嘉年華會址等，還真叫人急切盼望，怒趕商販出教堂的基督，早日再臨人間。 終於，到了千禧世代初，荷蘭政府決定挽狂瀾於既倒，把教堂重新改革，搖身一變，竟變了一家聖潔而悠閒的書店。 開幕當天，大門外泊滿了荷蘭人至愛的單車，整齊又典型地不大整齊，人羣來自四方八面，當局還邀請了Herman van Veen專程而來，為教堂這次以另一形態的再生，特地舉辦了一場音樂會。 當地的居民都高興極了，感覺像城市也重生了一樣，尤其當那悠揚致遠的音樂聲，晃蕩在樓高三層、顏色素黑的書架與書架之間時，才最叫人神往，叫人隨着書本遊身物外。 假如你沿着書架，攀上書店最高的廊層，在那兒，你踏足書本，仰望天際，還會看見創作於十三、四世紀的教堂天花，經過歲月的洗禮，火鳳凰般重現眼前，雕刻着八百多年的人間滄桑，也盛載着千古以來，世上的愚昧與智慧。
我在一個細雨的傍晚，走下陡斜的西區士美非路，游目四顧，才驚訝於這些年來，堅尼地城的蛻變。 暮色中，三三兩兩的大學女生，舉着雨傘，披着Green Gown，咭登咯登的走下斜路，開心地嗔笑着，看來都是一年級的學生，在趕赴另一個舍堂的高桌晚餐，新穿的高跟鞋讓她們有點狼狽，卻也讓她們更覺得這雨中的一切好玩。 青春讓世間的一切都變得好玩，那羣追隨在女孩後面不遠處、同樣披着Green Gown的男生大概也會同意，隔着陡斜的細雨長街，我但見他們頑皮地傻笑着，推擁着，充滿着青春的躍躍欲試。 我一直相信，舍堂是大學生活最叫人懷念的地方，但矛盾地，逃離舍堂卻叫人更加懷念，無論你將要逃到哪裏，反正，逃，才是最重要的，這一點，我從小知道。 雨聲淅瀝，地鐵站內外都是人，到處都是雨傘，什麼顏色都有，繽紛地點綴着堅尼地城，這座逐漸成型的大學城。 也許因為附近增加了幾棟國際宿舍的關係，滿街都是外來的教授和學生，就在街頭喝酒聊天，也不介意那細雨，大家都在說着對方的語言，十分有趣，我從沒見過這麼多外國人坐在一起說中文，流利的中文。 汽車隨意地泊在路旁，還未出現泊車黨，五光十色的商店，店員還保存着那份小城風光，非常的友善，靠海的餐廳還可以看到遠處的兩、三道橋，安安靜靜的，感覺有點像早期的釜山。 地鐵站有一棟外露的升降機，鋁白色，鑲嵌着一大片通透的玻璃，不斷地上上下下，旁邊有一道幾層樓高的舊石階，老街坊慢慢的攀着，新舊快慢的對比，非常有趣，我甚至見過一個攀着石階的老媽，隔着玻璃，跟孩子揮手，還真有點時空交錯的感覺。 我買了一杯新焙的咖啡，伴着一根新炸的油條，暖呼呼的，邊吃邊繼續走下去……
兜兜轉轉，我又回到我一直喜愛的蒲飛路上居住了。 這裏，是我大學三年、畢業後又三年，整整孵了六年豆芽的地方，無數初次的回憶，雜沓紛陳，從稚嫩的大學Green Horn時期，朦朧地開始，到我離開港台電視部，忐忑地到美國唸書為止，一直上下浮游於這一帶。 回憶從我第一天踏進港大開始，你知道，在那個年代，大學入學試的成績，還是一張一張、滿滿地貼在陸佑堂的四壁上，供考生自行查閱的，古代科舉題名一樣，既原始又笨星。 場面十分混亂、荒謬、淒涼，所有青澀的考生都擠在那兒，忐忑地穿過別人的肩膊縫，窺看自己的未來。 密麻麻的考生編號，配搭着各各的級數成績，有一種整齊的、木無表情的冷酷，從後面遠看過去，盡是考生們烏黑的頭髮，然後，梅花間竹的逐一回過頭來，有的帶着笑臉、有的忍着眼淚、有的悻悻地、不以為然地離開。 都是十來二十歲的小孩，有些也許還像我一樣，從未上過港大，一早乘搭陌生路線的巴士，摸上陸佑堂，來路上的怔仲，已夠磨人；可以相像他們帶着不同的心情、坐在不同的巴士下山，歸途上的幾十分鐘，是如何天殺的經驗。 車程上，也有默然不語的，也有罵天罵地的，也有哭得肝腸寸斷的，那天我便看見坐在我前面的一個女孩，一直伏在男朋友的肩上抽泣，倆人的談話聲音雖小，還是能夠隱約聽見，女的考上了，男的考不上；女的在哭，男的在愁，好像不得不出國了，而在那個時空阻隔的年代，這，往往就意味着分手了。 今天回想，這一切當然有點幼稚，畢竟，在上帝眼中，人間所有的悲歡離合，其實都是幼稚的，不是嗎？ 也不知道這對坐在我公車前面的男女，終於可有分開，反正，我這個旁觀者、同車人，是回來了。
在「打生樁」的陰霾下，「蝦殼頭」的突然失蹤，讓整個小區平添了一層霧慘雲愁，在村民的世界裏，固然悲傷；在咱孩子羣中，就更加變成一種詭異的、無處不在的恐懼。 我記得「蝦殼頭」的樣子，臉皮薄薄，個子矮小，瘦弱稚嫩得像一副新剝下來的蝦殼，常給我們欺負。反正橫看豎看，也沒什麼份量，不知道那些術士怎會選中他，去頂住那些巨大無匹的樁柱。 無論如何，每天上課下課，大夥兒還是互相緊靠着，急步走，沿着引水道，穿過濾水池，然後害怕地繞過那些打樁中的地盤。 有時候天陰雨濕，側眼看過去，總會疑心重重的覺得，其中有一根樁柱，比周邊的高，你再壯着膽子多看一眼，它竟開始向上慢慢伸展起來，彷彿「蝦殼頭」就是給活埋在這根樁柱下面，瘦小地掙扎着，要爬回地面人間。 樁柱搖搖晃晃的，快要倒塌了，我們幾個黃毛小子，都給嚇得「哇」的跑回家中，兩條小腿抖個不停，不知躲到哪兒才是個安全。 幾天後，下了一場傾盆大雨，那種下個三天三夜也不停的傾盆大雨，山泥都濕爛了，引水道也漲越了兩岸，來勢洶洶，眼看再下一天半天，就要把整個山麓給沖走了。 ──雨終於停下，來了幾個消防幫還是水務局什麼的，把濾水池的去水閘打開，積存了天荒地老般長久的雨水，散了大半天才逐漸見底，露出滿佈着苔痕的池底，也露出「蝦殼頭」卡在去水閘口的身體。 半條村子的人都來了，很多都像我一樣，第一次看見屍體，都害怕得要命。 「蝦殼頭」顯然是溺死的，本來瘦小的身體，給浸泡得膨脹變形，眼睛奇怪地仍張開着，瞳孔灰藍，斜看着岸邊圍觀的村民，以及雨後初晴的天空，他小小的蜷曲着的身體，像一個被卡在閘口的胚胎，愣愣地告別他從未真正開始的一生。 （童屍：下）
在「打生樁」的詭異傳聞，仍然恐怖地籠罩着香港的那段日子，每天傍晚，我們幾個一同住在學校後山另一邊山麓的小毛頭，都會結伴回家，好歹互相照應。 為了確保安全，學校還讓一位當值的老師，目送我們一直走到山頂，保證這邊山麓一路平安了，才舒一口氣；而我們幾個小毛頭，便會站在山頂，半剪影地向老師揮別，再在另一邊山麓的家人站在門口的接力看護下，沿着一條引水道，下山回家。 對於這種老師和家長各各負責山的一邊，以保護下一代幼童的做法，我們當時年紀雖小，感覺還是很窩心安全，假如你看過余秋雨說的山區學童故事，你大概也會明白。 只不過，即使在如此精密的保護下，我的同村書友仔「蝦殼頭」，還是離奇地失蹤了。 「蝦殼頭」失蹤當夜，全村都緊張得不得了，除了報警外，還自發地組織了一個搜索隊，徹夜的尋找，翻山越嶺，無孔不入。 但一天過去了，兩天也過去了，幾天之後，還是沒有「蝦殼頭」的影蹤。 村長決定擴大搜索網，指派兩、三個小隊，沿着山路尋找，又派全村最兇的山東人和潮州人，到附近的建築地盤去，又喝罵、又懸賞、又乞求的，軟硬兼施，還是空手而回。 「蝦殼頭」的家人開始絕望了，日夜呆在家門口，眼淚洗臉；我們幾個小毛頭每天上下課，就更加戰戰兢兢，平時走過引水道，尤其那個濾水池，總會瞎玩一會兒，可現在，都只會急步走過，小小的腦袋裏，盡是「蝦殼頭」給扔進一個深不可測的樁洞底，害怕地看着很高很高的上空，那唯一有光的小洞，看着，看着── 相像中，直到有天，一根粗壯的樁柱「轟隆」地插進來，把僅餘的天空也掩蓋了，在「蝦殼頭」絕望的嚎叫中，樁柱快速地插下，把他的眼耳喉鼻同時插毀，「蝦殼頭」從此活埋於地底…… （童屍：中）
我第一次面對面的盯視着死亡，是在我五歲的時候。 那時候的香港，仍處於百廢待興、民智未開的年代，很多居住於此的英國人，還愛稱香港島為Victoria Island，九龍半島為Dragon City，甚至Dragon Town，很有點煙遠的殖民地風情。 但你別說，這些稱謂今天聽來，還真的有種東方餘韻，而當時的Dragon Town九龍，還是無限的廣闊，到處都在蓋着新樓房。 然後，開始有一宗、兩宗、以至經過傳言而變成無數宗的建築意外，死傷了不少工人，逐漸，這些地盤更鬧起鬼來，再通過坊間的渲染，慢慢演變成一抹籠罩着香港、揮之不去的詭異傳聞。 為了確保工人的性命，當然也為了加快建築進度，也不知道是哪方高人術士的指引，唯一能夠阻止這場妖孽浩劫的，只有「打生樁」。 而所謂「打生樁」，就是在每一個建築地盤的主要樁腳洞下，生埋一個小孩，最好是童男，以他處子的鮮血，鞏固樁柱，祭祀各方妖孽，好讓工程從此順利，人畜平安。 這方法雖然詭異，卻廣泛地盛行於廣東民間，甚至有說它源自魯班先師，而即使當時的英殖政府大力澄清，人們還是深信不疑。我唸書的小學還在早會時，向大夥兒宣佈，叮囑我們上學時，盡量找個伴兒，盡快回家，小心陌生人，什麼什麼的。 但民眾還是害怕不已，滿城也愈發風聲鶴唳，於冬夜裏，每天下課，我都追隨着大隊，急步走過寒風虎虎的李鄭屋邨。 那時候的新聞來源，主要靠電台，而商舖又總愛把收音機的聲浪，調至最大，以廣招徠。這些繪聲繪影的晚間新聞，與乘時而起、羣魔亂舞般的天空小說，於寒夜中，此起彼落── 你剛走在街頭，聽到一家店舖的恐怖廣播，小學雞般匆匆走遠，以為安全了，沒想到街尾的另一段廣播，又冉冉揚起來，陰魂不散似的，緊追着每一個可憐的童男。 而住在我同一個小區的「蝦殼頭」，就是在這段日子裏喪命的了…… （童屍：上）
我在霧靄灰濛的北京，貓在飯店上網，憑藉剛學回來的一些雕蟲小技，飛簷走壁、翻牆過戶，居然就看到所有的香港以至世界新聞了。 我看完特朗普跟希拉里的惡鬥、伊斯蘭國的最新突襲、以至一輛小型飛機在歐洲墜落焚毀後，再看到香港立法會又一場可笑也可悲的鬧劇，只能像古人一樣，掩卷輕嘆。 真的，這媽丫什麼世道啊？ 然後，我在無意之中，看見一宗交通意外的圖片，非常清晰的航拍，鳥瞰着一輛巴士，硬撼一輛十四座小巴，兩頭重傷的史前巨獸一樣，攤臥在深水埗的心臟。 也許沒有人會對這種新聞感到興趣，但它卻為我帶來了無限的感觸，只因為許多年前的一個夏天，就在同一個地點，興華街與順寧道的交界處，我目睹了一宗同樣慘烈的交通意外。 跟現在的航拍照片相反，那時候，毛頭小子的我，得擠過圍觀的人羣，再穿過人羣的褲管，好奇地探頭探腦，才能勉強看到發生了什麼。 然後，冷不提防地，我看見我小一同班同學的屍體。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潘國光，矮矮小小、胖胖嘟嘟的，剃個陸軍裝，年紀輕輕便每天匆匆忙忙的跑來跑去，也不知道為什麼。 潘國光的身體給壓在巴士巨大的輪胎下，人已經斷氣，但臉上還冒着汗，血還在汩汩的流個不止。 就這麼一眼，我已經嚇得呆在當場，既不能走也不能留，只是難以置信地看着那暴曬在烈日下的我的同學，小小的、無力的、一動不動的、六歲不到便告別世界的身體。 這身體彷彿比世間的任何事物都弱小，那壓住他的重型輪胎比他龐大得多，他流出來的血灘也比他寬闊得多，我不知道一個小孩的身體，原來可以流這麼多血。 這是我一生第二次面對面的愣看着死亡，至於第一次，下星期寫吧，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