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疫情、政治環境、影視娛樂、體育、時尚，幾乎生活上遇到的每一個範疇都有種族歧視風波。當奧斯卡講求洗白、大愛、多元，華人導演已經捧上最佳導演、最佳電影等大獎項的時候；那麼，時裝世界呢？過度「文化挪用」以及「種族歧視」，從奢華品牌Prada、Gucci、Burberry以至游走邊緣的COMME des GARÇONS ，無一不觸及這個敏感議題，到底這個現象是「批評文化」（call-out culture）下的捕風捉影，還是我們過於認真？
「種族歧視」案件此起彼落
美國民權委員會曾把種族主義定義為「任何根據一種人的膚色而將其看作列等人的態度、行為或制度結構。」具體來說，有兩個層面：一是個體對特定種族成員的偏見態度和歧視行為；二是社會對特定種族的歧視性的法律與規章。時裝品牌近年興起「時尚民主」，目的當然是考慮全球各地不同種族、性取向、性別的消費羣。可惜的是，不少奢華集團一方面盼望擁抱龐大消費市場，一方面像Gucci行政總監Marco Bizzarri亦承認過自己高層管理團隊對「多元文化」的思想風潮認識不足，導致去年推出被批判歧視黑人設計的「紅嘴唇」黑色Balaclava高領毛衣。
種族歧視在時裝界早已不能疏視，John Galliano在2001年因為說出「猶太婊子」等仇恨猶太人言論而即時被LVMH集團開除Dior創意總監的職務，就算他今天令Maison Margiela生意額上升，但聲勢早已不及當年勇。近年從Dolce & Gabanna「起筷吃飯」宣傳廣告、Prada推出一款讓大眾想起十九世紀「塗黑臉」（Blackface）遊戲，與及兒童讀物《小黑人桑波》（Little Black Sambo）中家族成員角色 Pradamalia的「Otto 猴」吊飾，先後被指歧視中國人與黑人。另外，在2018年的時候，H&M的一名黑人兒童模特兒因為一款綠色衛衣上寫著「森林裏最酷的猴子」字樣，而受到南非消費者不悅，甚至闖入店鋪四處破壞表達不滿。
來到今年上演的2020秋冬系列，COMME des GARÇONS Homme Plus因為有白人模特兒戴了與黑人辮子頭髮相似的假騷而被受抨擊；直至這兩天，紐約時尚流行設計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舉行的一場七十五周年校友表演，一名黑人模特兒Amy Lefevre拒絕穿戴諷刺黑人種族的「Monkey Ears」，再度引令大眾關注時裝與種族歧視的問題。
不斷下架與無限輪迴道歉的延續
上述這些品牌或機構，遇到網上浪聲不絕的批判，不約而同作出道歉聲明，以及將相關單品下架，或選擇不推出於市面上。可是，這樣無限輪迴如同林鄭錄音機式對應措拖，不過是軟腳趾避沙蟲之舉。創立「多元模特兒」組織（Models of Diversity ）的Angel Sinclair表示：「如果你關心文化敏感度，那就更加應該招聘更加多元的人才和管理人員。」
因此，Prada宣佈成立多元化諮詢委員會，由兩位非裔美國人藝術家擔任主席，紐約員工在今年將接受種族平等訓練。另一邊廂，Gucci承諾會努力打造更多元化的企業文化，在北京、紐約等城市實施全球獎學金計劃，藉此吸引多元化人才加入品牌，避免過去的錯誤。但公道地說，並非所有時尚品牌都是後知後覺的，以Calvin Klein和Tommy Hilfiger的母公司PVH集團，早於五年前已經推出項多元化和包容性計劃，以支援非裔美國人員工、女性員工、LGBTQ員工和雙職工父母；在2017年的時候，PVH集團非白人員工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算是在「時尚民主」一環走得較前的機構。
誠然，在網絡文化已經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會被網民放大來看待，特別是給時尚糾察Diet Prada鼓吹的批評文化，對時裝品牌當然有警惕作用。時裝工業，品牌與消費者早已是雙向關係，他們在設計的時候，除了考慮大數據，哪些元素能夠吸引他們之餘；更重要是需要尊重各地顧客的感受，也是當下品牌建構形象的重要核心：從商業層面來說，他們都是客人；但社會意義來說，時裝本應就是反映文化現象，令時代走得更前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