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社會的美好，是人類擁有不同方式表達訴求的權利；失去這種優勢，任由前人如何種樹，都可以隨時像亞馬遜森林火災一樣被無情吞噬。同樣地，時裝之所以迷人，撇除虛榮心作祟，更多是衣服的一針一線，縫製了設計師盼望表達的情感，甚至成為改變時代的工具。從早期Coco Chanel 一生為解放女性身體而奮戰、Yves Saint Laurent讓女人走進男人的主場，Giorgio Armani的”Power Suit”為職場女士塑造剛中帶柔的形象，到近年Alessandro Michele、Jonathan Anderson致力打破性別界限，時間的列車怎樣高速行駛，風景再變，時裝的意義真的可以始終不變？
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67年出版的《時裝體系》（The Fashion System）早已論述，時裝不止是用來消暑驅寒的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反而是形象時裝（image-clothing system），延伸來說，時裝可以成為一種身份符碼，表達社會階級觀念，猶如神話，穿上某件衣服就可以成為某一種人。以華人社會為例，旗袍一度代表中華民族以至性感的符號，宋美齡由黃金時代直到百年歸老，都一直堅持穿旗袍；又好似《花樣年華》中的蘇麗珍，那二十三件旗袍，一方面表達與周慕雲若有若無的曖昧關係，另一方面，暗喻繁華有序，實質內部已經道貌岸然的時代。其實早在四十年代末，不少上海旗袍師傅逃難來到香港，當時旗袍一度成為貴族爭穿的華衣，但在毛澤東時期，旗袍則成為資本主義象徵，遭受打壓，一件旗袍，可以表達不同時代的文化。
早陣子訪問日本時裝設計師Mihara Yasuhiro，他慨嘆奢華時裝品牌推出的衣服重視市場計算多於穿搭功能，一雙球鞋沒有舒適度的話，就失去它的意義。我想，可能像整容一樣，外觀多精緻，談話空洞無物的話，足以讓人無癮；所以說，表達，需要的條件是靈魂。偉大的時裝設計師，總能夠在衣服表達所想，Vivienne Westwood將次文化融入衣裝的喧囂色彩、Masion Martin Margiela 表達人生的虛無（nothingness）、Rei Kawakubo 表達身體自由的追求，沒有刻意的商業考量，只有最真實的想法才構成完美的作品。Alessandro Michele 可說是近年用時裝表達訴求與市場銷售取得平衡的最好例子，以Gucci Cruise 2020 系列來說，其中一件印有「22.05. 1978」字樣的夾克，象徵意大利史上墜胎合法化，同時向保護女性身體自主權致敬。
然而，今天的時裝世界恍如活在平行時空，還剩下多少有心人可以專心做好時裝？《The New York Times》時裝總監Vanessa Friedman接受《The Cut》訪問時表示：「無論是通過手機還是網絡傳播，時裝的信息愈來愈傳播得快，我們會思考為什麽要穿這樣，這樣穿表達了什麼。」換句話說，因為網絡盛行，消費者多了表達訴求的方式，影響過去由上而下的時裝生態，形成更鮮明的雙向市場運作。Prada 早三年復刻興極一時的腰包，得到年輕人的加持，結果今天幾乎任何一個時裝品牌都有不同的腰包款式，愈見氾濫而乏味；為了滿足大眾的求新慾望，瘋狂的聯乘也讓人盲目。加上這兩、三年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時尚品牌隨時因為社會議題已中招，被迫將貨品下架，扼殺時裝可以用來發聲的訴求。在低落之際，早陣子出席香港國際時尚匯展，看到有年輕設計師以「反送中」為設計靈感，藉此表達對社會的不滿特別佩服，無所畏懼不只是青春的本色，更是真正時裝的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