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最好的市場傳訊和營銷，需要貼近客戶生活和消費模式，在社交網絡出現後似乎反其道而行，愈是糜爛的生活愈是「吸like」。只是一場疫情，大概重擊了這場Influencer Economy的泡沫，讓這場奢華夢瀕臨崩潰。如此嚴峻的情況，自然並非「離地」的好時機，一不小心可會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場，品牌如是，“KOL”亦如是。
月前，美國時裝“KOL” Arielle Charnas在社交媒體公開宣布確診新冠肺炎，換來的並非關心和支持，而是一片謾罵和批評。事出有因，因在她數度漠視社交距離的建議，並直播自己扶老㩦幼搬家，更與老公在直播期間笑言「hot people才會有肺炎」。如斯舉動，不僅沒有絲毫衛生常識，更重要是連“KOL”最重要的公關觸覺亦欠奉。一個禮拜之內，她的追蹤人數更減少近三千人。與社會完全脫節的自然不只Arielle Charnas一個，甚至有美容博客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將會在日內接受整容手術，完全違反美國政府限制外出的臨時令，當然也被網民罵得狗血淋頭。媒體上更瘋傳“Covidiot”一詞，諷刺這些沒有常識、危害公共衛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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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是乖乖遵守社交距離的明星和網紅，同樣遭受無妄之災。不少明星如Gal Gadot、Ryan Reynolds、J Lo等都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留守家中，如非必要避免外出。本來是好事一樁，卻又因為一時失言被網民群起攻之。著名主持Ellen DeGeneres埋怨，自我隔離猶如「關在監牢」；唯獨她為於加州的豪宅佔地逾八千多呎，窗外一個背山面海的私人泳池，自然惹得網民強烈反彈。Twitter上甚至出現“#Guillotine2020”的hashtag，眾多過盡奢華生活的明星網紅均在其中，仇富心態席捲網絡。媒體都不禁問一句：這是網紅與明星文化的末日嗎？
事實上，過去十數年間，所謂「自媒體」的出現與爆紅，全因一種「非專業的貼地」——若身邊一個籍籍無名的女孩能夠過著奢華生活，或許按著電話的我也能有此機會？那種渴望誘惑著普通人追蹤他們的動態，同時推動時裝產業的發展。Followers的數字像一個愈吹愈大的泡沫，品牌視之為潛在客戶，因而投放極多資源在網紅身上；但數字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次的行差踏錯足以毀掉數年建立的形象。尤其亂世，即使專攻時尚和生活品味相關的網紅也不能過分「平行時空」。《Vanity Fair》編輯Kenzie Bryant評論：「品牌希望網紅們都能保持謹慎，不要無知地『抽水』，尤其在全球陷入痛苦的時刻。」
在商業理論中，“effective communication”的概念對市場營銷而言非常重要，意指品牌能將產品或服務背後的價值告知客戶，讓他們能夠切實體會；而有效的傳訊，還是在「同理心」三個字。月前曾談論時裝雜誌應與亂世接軌，其實網紅和“KOL”亦同樣。《Business Insider》分析，近月網絡營銷的“keyword”是「正能量」與「慈善」，把帖文套進「抗疫」的語境大概能把社交媒體的反應翻倍。並非一定要像財力雄厚的Kylie Jenner般把旗下美妝工廠改成生產酒精搓手液，也非希望網紅們把「抗疫」當作潮流，只是在商業宣傳以外，多一點釋放對世界的善意，想來也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