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還在初中時，有一位朋友在讀畢中二後就前往外國升學，幾年後曾有緣一聚，聚會中他跟幾個英語成績不錯的同學炫耀道：「我能直接用英文思考，你們可以嗎？」當時大家都覺得此人囂張跋扈，我自問也未有這項「技能」，但他這番話卻引起了我的迷思。因為自此之後，我一直留意著不同人士使用外語的情況。
以英語為例，一般人會把語言使用分成三個水平：初學（Beginner）、中級（Intermediate）和母語（Native）。不少機構或僱主會直接以公開試成績來斷定一個人的語言水平，然而筆者卻認為這非常片面，我一般只會以「能否使用英語溝通」及「能否使用英語思考」作為一個人的英語水平參照。
公開試作為一個限時的考評機制，其主要評核準則為考生的文法基礎及基本詞彙，無可避免忽略對歷史文化、日常或生活等語句使用的評測。然而，一個人能否具備使用英語思考的能力，卻依賴這些被考試所忽略的遣詞用句；所以，很多文法滿分的「高材生」，往往卻只具備「完美母語翻譯外語」的能力。最近香港考評取消語文口試，更見其弊。
每一種語言都可以被視為文化的精萃，它既是民族文化濃縮後的載體，同時也能塑造該民族的文化及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語言學家薩丕爾（Edward Sapir）已經提出了「語言塑造思維」的假說，雖然當年他們團隊的假說沒有太多證據支持，但隨著航空和科技的進步，人們對於各種語言的了解更廣，他們的假說最終得到重視。以漢語為例，我們把「叔叔」細分成叔、伯、姨丈、姑丈；把「祖父」拆分為公、爺，這顯示了華人對家庭關係的重視，同時此亦塑造了華人對倫理和排輩相對比較重視。又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的Mian語，動詞的轉變能夠準確指出事件發生的時間，並不需要實際指出時間，這使當地人對於時間的理解相對比較敏銳。
語言學家博洛迪斯基博士（Lera Boroditsky）曾研究發現在澳大利亞的原住民部落裡，村民能隨時準確的指出東南西北各方位，而這種技能是大部分人類沒有的。博洛迪斯基博士發現，原來原住民的庫塔語中，並沒有前後左右等的相對空間詞語，取而代之的是用東南西北來描述絕對方位，這引致他們能更好的掌握自己方向。我們前幾篇文章也提及過愛斯基摩語，有很多詞語形容雪和白，這讓愛斯基摩人有了對「白」不同層次的詮釋，也讓他們更細膩地觀察「白」。由此可見，語言不僅導致認知的差異，也因為這差別，塑造了我們思維模式與能力。
還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朋友曾經跟我說，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變得像現在的日本，不論是文化水平還是科技發展，因為當時的中國看起來像極了三十年前的日本。在我看來，每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當中都有其相似之處，中國也應該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體和經濟體，但我幾乎可以肯定，兩者將不盡相同，絕對不是很多人想像中那般相似。撇除政體、法律和經濟的差異不談，我們單從「語言塑造思維」這點出發，就可以發現不少差別。
其實，漢語跟日語源於不同的語系，雖然日語發展過程當中有很多借用自漢語的詞彙，當中亦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發音和古義，但終歸它們的語系不一樣，其實體現了它們所承載的文化的不同，同時這兩種語言也直接塑造出不一樣的民族。日語在發展過程中有不少漢字輸入，然而在近代卻輸出了不少「和製漢語」回到漢語體系。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日本知識分子創立「明六社」，翻譯了不少未存在於日文的西方哲學詞語，包括「社會、自由、民主、科學、美學、革命」等，這些概念大大開闊了大和民族的思維及眼界，及後在明治維新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今天日本能夠在文化，美學及科技上佔領亞洲國家的前列，實在歸功於明六社的先賢，他們的功勞讓自己的民族最早擁抱西方可取的價值，並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其民族性以及國家政策至今。反觀當時的清帝國，因為種種原因而故步自封，洋務運動失敗告終，更遑論對西方哲學的重視。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先生逃亡至日本，被日本人稱為「革命黨」，「革命」一詞才正式在華文地區傳播。種種歷史因素導致這種時間和傳播的差異，令兩個民族對西方哲學的認知及重視出現差異，其影響深遠至今。
後來，筆者有機會到英國留學進修，也慢慢在英語環境中也習得直接以英語思考的能力。我繼而發現以不同語言作為思考中心，能讓人思考得更加全面，也可以用更多的切入點看待事物。我觀察到有些移民，交日常際談話永遠以其母語與鄉里溝通，這讓他們和下一代無法與當地文化融合，思維也無法從家鄉轉換至新環境，這變相只是「搬家」而非「移民」。倘若一個人能以英語思考，他會是比較客觀理性的，因為英語的語法用詞就是比較中性的，而思維亦會更傾向擁抱「普世價值」。與此同時，我亦慶幸自己的母語是粵語，據我觀察，相比其他語言，粵語能夠以相對「啜核」和精確的用字去描述不同的情境，這種語言上的靈活性，讓粵語使用者有更靈活的思維，這也可能解釋了為什麼廣東人擅長經商。